我们知道，毛泽东关于整体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纲领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最初是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报告，它是从文化问题入手运思的理论杰作。该会议于1940年1月4日至12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举行。为召开这次重要的会议，边区文协准备了一个月的时间，不仅派人到边区各处了解各种文化工作的实际情形，还搜集了各党各派的各式各样的文化言论。这些准备材料，会前和会上都曾提供给中共高层领导做参考。甚至在会议筹备期间，艾思奇等具体筹备者还曾就文化报告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提法等，多次向中央汇报，并进行反复磋商，对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文化思想总结具有直接推动作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此期中共“文化意识”觉醒影响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建设方面，可以说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它是我们在讨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标志”问题时不能忽视的重要事件。
    众所周知，在前述毛泽东、张闻天的代表性文化专论中，对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如何认识和对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对如何评价近代以来在这方面具有模式意义的错误文化思想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以及对如何建立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等等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诸多重要问题，都有了正确而深刻的认识，而这些带有体系性的深度认识，正是以“文化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特别是其文化民族性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从本质上讲也就是以对文化民族性的强烈体认为核心的理性认知。因此，这里需要着重阐释一下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对于上述问题的正确认识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笔者以为，以“民族性”为核心的“文化意识”的觉醒，乃是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形成的整体链条中不容忽视、而以往实际上被不同程度上轻视了的重要环节。
    早在“五四”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了“科学化”和“民主化”对于发展中国新文化的重要价值，并强调在发展民族新文化过程中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意义以及文化运动中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等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又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基本实现了基于文化阶级性认识的“大众化”之觉醒。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时代性”的一种积极把握。但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他们对于文化的“民族性”却始终缺乏清醒的、足够的认识。这虽然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环境和中共党人思想方法上的不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一种认识的缺乏，却无疑在根本上阻碍了中共党人文化思路的整体、连贯、顺畅而系统的展开，使其无法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增强有效地统一起来，无法把思想批判和文化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制约了其整个理论思维和实际运动的发展水平。
    抗战前后，随着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对于文化“民族性”日渐强烈而深沉的体认，逐步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观念，其整体宏观的文化思维才因此被激活起来，从而逐渐构成了有机联系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四原则或纲领。换言之，正因为中共适时地获得了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并将其置于首位，才在文化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主体原则的意义上，得以将零散的文化思绪加以整合，最终在1940年初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整体构想。事实上，“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任务的明确而响亮的提出，便是此一觉醒的直接产物。
    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中的“大众化”、“科学化”等基本原则认识的深化，也有积极意义。本来，文艺大众化是中共长期不断的精神追求，早在左翼文化运动时期就曾为此展开过几次讨论，但始终无法深入下去。在“民族形式”和“民族化”的讨论开始后，由于广泛涉及到了“旧形式”、“民间形式”和“地方形式”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也是“大众化”追求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对它们的深入认识，反过来自然导致了对实现“大众化”的途径、手段、限度等具体认识的更加深化。至于中共有关“科学化”的认识因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而相应深化的事实，则只要通览一下《新民主主义论》，从其中关于该文化“科学性”的具体说明文字里阐释如何科学地认识、对待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内容竟然占了绝大部分这一点，便可窥见一斑。
    当然，即便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其抗战前后以“民族性”意念为核心的“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有关认识深化之意义，也远不止如上所述。由于它在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中共不重视文化和文化人的现象，这就不仅使其在文化上更加贴近了下层社会的工农大众（以往的“贴近”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较之以往更增强了对于广大知识分子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因此找到了文化意义上的那种深沉的“民族自我”，从文化的高度和全局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之后，从此便无论是在思想建设，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都对自己所致力的革命事业更加充满了必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