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一生曾三次到过北京。
    1912年8月24日至9月17日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赴京共商国事，并在北京湖广会馆参加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到北京，也是他在民国初年为巩固共和制所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本文仅就孙中山第二次北京之行中有关的三个问题加以论述：
    一
    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8月第二次来北京。 此时北京政坛和全国政局极其复杂、动荡。辛亥革命中，孙中山迫于国内外形势，为尽快推翻清廷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在1912年2月13 日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位，并举荐袁世凯继任。1912年3月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此举使中华民国得以在表面上完成统一。
    孙中山接受举“袁”为大总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决定。袁世凯上台之后，并未能迅速控制住全部局势。南方各省，各行其是，频频发出反袁之声；在北京的临时参议院也动辄质问诘责，驳回政府的议案；内阁总理唐绍仪为维护《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的原则与袁世凯发生争执，最后被迫辞职。凡此种种使袁世凯出于稳定大局考虑，多次派人南下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用隆重的欢迎款待企图赢得孙中山的好感，虚以谦恭相从以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其目的是想利用孙中山这位革命领袖的威望来改善自己的政治形象，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此前，孙中山对袁世凯并不放心，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和防范的。但是从统一的大局出发，孙中山还是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巩固新生的共和制度，他力排众议，毅然北上与袁世凯会谈，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
    孙袁会谈是孙中山北上的主要目的，在当时是国内外瞩目的大事。据参加会谈的梁士诒在其《梁燕荪先生年谱》中透露，会谈一般只有孙中山、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参加，所谈都是国家大事。可惜这些会谈内容均没有记录发表。而据现已搜集到的资料看，双方谈话至少有13次之多，谈话内容除南北统一这一重大问题外，还广泛涉及到经济、外交及当时政府组阁人选等诸多方面。在会谈中袁世凯对孙中山的意见表面上未持异议，因此孙中山认为会谈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也为袁世凯讲了不少好话，使袁世凯捞到了政治资本。
    在孙中山离开北京之后，9月25日袁世凯通电宣布：“与孙、 黄二先生讨论后，并征得黎副总统同意，决定八大政纲。”（注：《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第383页。）其内容是：“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备各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注：转引自《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第103页。）
    这八大政纲，虽不是孙、黄与袁世凯共同签署公布的，但孙、黄在京时，曾同袁共同讨论过应是事实，在袁发布后孙、黄未加否认可以说明。亦有书记载：9月16日“袁世凯在总统府设宴饯别孙中山， 并邀请黄兴作陪。宴毕，袁世凯将所拟政纲八条拿出，与孙中山、黄兴商榷。孙中山、黄兴阅后，未表异议。”（注：《孙中山全传》，第319页。 ）孙中山接受袁世凯的政纲，从他返沪的讲话中也可以得到证明。10月5日他出席上海国民党欢迎会发表演说，概述其北京之行， 说：“当南北战争时，袁项城拥护君主立宪，袁与吾人意见不合，故不能合力作事。后袁赞成共和，南北统一，袁与吾人意见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于真意，目民国为假共和者，余则决其出于真诚之意。盖凡经宣布政见之后，即无反悔之余地。大丈夫作事，能相信即从之而行，故余推荐袁项城于国民，得参议院同意，举为临时总统，遂有统一之好结果，而民国入于安宁之域，得享莫大幸福。……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颇能入徵。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用新法。”他还号召“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注：《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4～485页。）
    对于孙中山与袁世凯的这次会谈，历来就有不少争论和贬辞，即使在当时革命派中拥护孙中山的人也有感到困惑不解的。于右任在1912年9月13日至17 日发表于《民立报》上的《答某君书》中写道：“若袁氏者，国民去之不能去，用之不能用，其附属品，驱之不能尽驱，汰之不能尽汰，武力解决又不能，戟指漫骂之又不理，我岂无知觉，我岂无天良，忍作祸首，甘媚此曹。然中山入京，竟以十年总统相许，其弄袁氏乎，抑重袁氏乎！此其中大费研究，我敢断言，中山非确有所见，不敢如此冒昧，然则我觉对之态度相若何？”于右任一席话，活生生地描述了革命派对袁世凯去之不能，用之不能，无可奈何的状况，力量的优势明显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方面。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谁都没能提出什么有效地处理时局的方案，而孙中山这时则认为无论由谁来执政，都难有所作为，从政治下手，只会越搞越乱，应该努力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争取有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以利发展实业，充裕民生，从根本上解决国弱民困问题。因此，孙中山作出了争取袁世凯合作，北上与袁世凯会谈的决策。他明确表示：“予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注：《在塘沽与某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05页。 ）在会谈中，袁世凯频频表示拥护共和，孙中山力图因势利导，使事态向有利于巩固共和的方向发展，对袁世凯给予鼓励和支持也是情理中事。会谈结果，即如袁世凯所宣布的八大政纲那样，如果能够兑现，也不失其积极意义。但是，袁世凯是个老谋深算的奸诈之徒，像一切政治野心家一样，都擅于玩弄两面派手法，八大政纲不过一纸空文，用以欺世盗名而已。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革命党人对他的本质的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在中国乃至在亚洲都是史无前例的，他力求借鉴并仿效西方国家，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他在举荐袁世凯为大总统后，众多革命党人正在彷徨之时，打开了与袁世凯的会谈之门，这不能不说是大胆的策略应用。从孙中山主观上说，这是积极的。但是，孙中山对会谈所表示的：“总统不过公仆，当遵宪法，从舆论”，“凡经宣布政见之后，即无反悔之余地”等等，既反映了孙中山当时政治认识的状况，同时也表现出孙中山对袁世凯过于轻信，导致对政局发展估计错误。但这是需要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加以分析说明，而不能苛求的。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我想这样看待孙袁会谈这段历史方才较为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