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鉴于明代倭寇骚扰中国沿海为患深重及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历史，清朝政府一直把日本视为潜在的威胁，拒绝与其建立正式的邦交。鸦片战争后10余年，日本同样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而开国。但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它才受到清政府的注意。因为就在这时，刚刚逼迫清政府签订过《北京条约》的英、法等国，又把武装力量调往日本，以进一步开拓那里的市场。总理衙门认为，英、法与日本打仗，日本或胜或败，对中国均非佳音，因为“日本如败，则英法等国益强；日本如胜，则患在肘腋，更为切近”（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54页。）。对此，总理衙门常抱隐忧，不时派人探听消息。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大约也是从英、法侵日开始的。当时他正在苏抚任上镇压太平天国的起义。由于在战争实践中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开始倡导洋务，对外国的事情较为留心，于是注意到日本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用西法制造枪炮轮船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前面。1863年5月4日，李鸿章上书曾国藩，倡言中国如果火器能与西洋相埒，不仅平内乱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他提出论据说：“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3卷，第17页。）不久后，李鸿章又致书曾国藩，谈及中国外交之软弱，称：“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k3j110.jpg手。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酋遂一再缓期，此明证也。”（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3卷，第19页。）上述两段文字表明，李鸿章对英、法与日本构兵一事的反应，并不象奕等总理衙门大臣那样忧心忡忡。勿宁说，他的态度是非常兴奋的。日本是一个小国，在采用西式舰船武器后，便与打败过中国的英、法等国“相为雄长”，这反证了洋务派所倡导的“借法自强”主张的正确。显然，李鸿章已把日本当成中国由弱变强的楷模和榜样。
    李鸿章把日本标榜为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相互对立的国家，而西方列强又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那么，在其对日本君臣自强精神的推崇中，还应该包含有处理对日关系的态度。不过当时李鸿章无意议及这一层。但到1864年5月，他在致函给总揽洋务全局的恭亲王奕时，便开始就对日关系发议论。函中说：“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0页。）李鸿章在这里提出了日本的向背及由此造成的后果问题。“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是与我合而制西；“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是合西人而谋我。关键在于我中国能否自立自强。李鸿章以此说明变计图强的重要，无意中也道出了中国应实行“联日”政策的主张。这一思想，在1865年10月11日致江海关道应宝时的信中说得更加清楚：“日本来中国通商乃意中事。中国已开关纳客，无论远近强弱之客均要接待，无例可以拒阻，然未始不为西洋多树一敌。”（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6卷，第42页。）据此可知，早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李鸿章就已萌生了“联日”的思想。
    然而，李鸿章的日本知识均属耳食，并不准确。师法西方的日本，不仅不敢与列强争雄，相反，却是对西方列强表现了屈服和顺从。它从西方学到的，首先是对落后国家进行侵略。时当幕末，日本国内已兴起了一股以“征韩”、“征台”为先导向周边国家扩张的思潮。明治维新后，这种思潮进一步转化为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其初，日本明治政府企图首先打开名义上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的大门。在遭到朝鲜的坚决抵制后，不得不改变策略，决定先与清政府订约建交，“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注：转引自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册，第58页。）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870年8月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
    总理衙门这时对日本的戒备心理并未消除。先是，一家英文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日本将派80余艘火轮军舰往攻朝鲜的消息。总理衙门信以为真，认为：“设朝鲜为日本所据，则与中国相邻，患更切肤。”（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54页。）因而未加核实即迅速将此消息转咨朝鲜国王。可见奕等对日本防范之严。对于柳原之来，总理衙门大臣成竹在胸，只同意日本到上海通商，不同意正式订约，以“大信不约”予以婉拒。
    柳原前光到天津时，李鸿章刚刚调补直隶总督，取代曾国藩而成为最受朝廷倚重的大吏。柳原面谒李鸿章，装出极为恭谨的样子向李鸿章进言说：“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推拒之。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注：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一卷，第31页。）李鸿章早有“联日”之念，主张“开关纳客”，第二天便致函总理衙门，表示他的态度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卷，第3页。）接着又上奏清廷，建议“俯允立约”。他提出理由说：“庚申、辛酉后，苏浙糜烂，西人胁迫，日本不于此时乘机内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矣。”其实这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日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没有参与侵华，绝不是其“安心向化”，而是其国内混乱，幕府自顾不暇，无此外征的实力。李鸿章还针对清廷的顾虑，提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只有建交通使，才好“设法联络牵制之”（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53-54页。）。他还设想，立约后派公使领事前往日本，“平素究知国风，与之相习，将来情谊日客，耦俱无猜，一旦西国有变，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卷，第10-11页。）可以看出，李鸿章把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是放在中西关系的大局中来考虑的。概言之，李鸿章认为“联日”有三大好处，一可防止日本侵略中国，二可避免日本与西方勾结，三可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时人把李鸿章的意图概括为“以东制西”，但李本人对此并不太有信心（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1卷，第6页。）。
    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力主，清政府遂决定与日本议约。这时，李鸿章已兼任北洋大臣，正式参预对日本关系的处理。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谈判中，李鸿章反对援引西方国家之例把种种不平等的特权订入条约，尤其是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另外，李鸿章知道“日本欲吞朝鲜已久”（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卷，第13页。），所以在《条规》第一条写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8卷，第49页。）。该约第二条也是按照李鸿章的意见，参考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内容草拟的，内容是：“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一册，第317页。）李鸿章希望通过这一条文，把“联日”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李鸿章自以为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平等的条约，实现了其“联日”的理想，所以对此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然而，就在《中日修好条规》签字的第二年春天，约本尚未经两国批准互换，日本便又派柳原前光前来要求改约。条约系由两国全权代表议订，一经签字便不容再作修改，如不同意可不予批准，这是外交常识。日本要求改约，说明它根本没有把与中国签订条约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看待，毫无信义可言。一再以该条规自矜的李鸿章非常气愤，在复照中予以痛斥。日本的不讲信用，使近代中日关系从一开始便笼罩上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