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柳原回国后不久，日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侵略台湾。
    1871年12月，有琉球国船只遇飓风漂流至台湾，船民有50余人遭当地高山族居民误杀。清政府对逃出的12人进行了保护，并饬台湾镇、道认真查办。琉球国王对此并无异议。日本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却乘机准备以日本人被杀为名侵略台湾。1873年2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换约，所负重要使命之一便是“想在批准交换修好条规而外，更解决台湾问题”（注：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3页。）。第二年5月，即《修好条规》批准互换后不到一年，日本即悍然派兵侵略台湾，对当地高山族人民大肆烧杀掳掠。
    李鸿章初次听到日本侵台的消息后，对日本“徒自悖义失和”（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20页。）的冒险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不相信这是事实。直到5月17日，日本已在台湾登陆肆虐，李鸿章还给总署写信，认为日本“谅不遽违约失和”（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27页。）。李鸿章的不解，与他对日本的一贯看法有关。早在1871年11月，李鸿章与福建巡抚王凯泰就曾讨论过澎湖的安危，且议及来自日本的威胁问题。他认为：“（日本）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议论不一，实无图我之心。……今因中国肯与通商议约，喜出望外。”（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1卷，第27页。）但是，李鸿章的推理代替不了严酷的事实。不久后，他在给沈葆桢的函中称：“日本自（同治）九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其人外貌呴呴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洋人迥异。……彼果怀叵测之志，挟成算而来，恐非口舌之力所能禁。”（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4卷，第4页。）这说明他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联日”的思想开始动摇。
    日军侵台虽然打破了李鸿章的“联日”梦，但李鸿章却抱定妥协的宗旨，不准备与日本以武力相较。他在致总署函中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33-34页。）李鸿章断定这是一个“和局”，其中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客观上说，日本的兵力不足与中国为敌，早晚也得撤兵；主观上说，中国能够取胜也不与日军开战，抱定妥协的宗旨。事实正是如此。日军在台湾遭到高山族居民的强烈反抗，加之疫病流行，不久便陷入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境地。李鸿章调集万名清军赴台，兵力远超过日军，却指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的沈葆桢“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6卷，第32页。）。在大久保利通为摆脱困境使华以前，李鸿章就建议总署：“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42页。）以后总理衙门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条》，与李鸿章的这种态度大有关系。《北京专条》是一项十分屈辱的条约。该约竟承认高山族人所杀琉球船民为“日本国属民”，承认日本出兵侵台为“保民义举”，等于默认了琉球为日本的领地；还以抚恤被害难民、留用日本所修道路、房屋等名义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平心而论，当时日本的近代化刚刚起步，国内混乱，羽翼未丰，中国完全可以与之一战。如果那样，琉球问题、朝鲜问题乃至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当有不同的轨迹。
    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并非由于对日本的实力估计过高。尽管当时日本有两艘铁甲舰，但李鸿章认为“其力尚不足以图远”（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20页。），中国陆军力量相对雄厚，在台湾取胜并不足虑。所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日本藉番拓地，悍不旋师，恐是中外构乱之始。无论苏浙江海各口防兵单薄，即北洋二千余里口岸林立，亦多空虚。”（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3卷，第28页。）在给福建巡抚王凯泰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白：“若我军齐集，遽与接仗，即操胜算，必扰各口，恐是兵连祸结之象。”（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4卷，第17页。）所谓“中外构乱之始”，“兵连祸结之象”，均非单指日本而言。他曾分析说：“此事关系中外通商全局，各国虽讥日兵妄动，而实倖其成功。”（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4卷，第11页。）“断无实心帮我者”（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40页。）。显然是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与日本勾结共同侵华。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西方国家的动向；防范的，主要还是西方国家。数年以后，他在给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信中还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方今各国协以谋我，其伺间蹈瑕者，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真令人应接不暇，可虑亦可闷也。”（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台事之后，李鸿章在一件复奏中曾表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倖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26页。）论者据此认为，李鸿章台事之后实际上已经把日本作为中国的战略假想敌。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如前所述，李鸿章这时虽然“联日”思想开始动摇，但他并没有过高估计日本的实力。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中英法俄等西方列强在他心中造成的阴影，仍然远远超过日本的威胁。《北京专条》签订后5天，总理衙门奏请“切筹海防”，在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中间发动了一次海防建设的大讨论。不少大吏直接针对防范日本发表见解。而李鸿章在洋洋9000言的复奏中，针对的却是列强“各国”：“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11页。）并无把日本当作主要目标、“战略假想敌”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由李鸿章幕僚而升任福建巡抚的王凯泰在复奏中却主张联日。在他看来，日本自从向西方开放，受列强盘剥，有败亡之象，“日本若亡，固不足惜，而西人以日本为外府，蓄谋已久，……一旦兼并，逼近肘腋，其患更何可胜言。臣拟遣使兼及日本，以使臣驻扎彼国，诚信相孚，既联络之，又讽谕之，俾早知感悟，勉力图存，则犹为东洋屏蔽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9卷，第51-52页。）王凯泰在处理台湾事件中与李鸿章书信不断，他的这种观点，当与李鸿章一致。李鸿章这时的指导思想，仍是数年以前的“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我为仇”，尽可能地化解与日本的矛盾，不使日本成为西方列强的“外府”。“海防议”发动不久，在家养病的大学士文祥上奏，提出：“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请饬李鸿章、沈葆桢等赶紧购买铁甲舰、水炮台及应用军械，“不得以倭兵已回，稍涉松劲”（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40-41页。）。词气间对李鸿章等不甚满意。由于文祥奏折的促动，李鸿章才附合舆论，有前述防范日本的表示。在同一奏折中，他反驳文祥“难保不再生枝？”的话说：“倭使大久保已抵琅玠，业经约期撤兵，自不致再有变局。”表达了对大久保利通的信任。对“长远大患”的应对之策，他提出，除筹办铁甲船等项外，当务之急是向日本派出公使，以对日本进行“联日络牵制”（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26-27页。）。把李鸿章此奏与王凯泰复奏的意见相比较，不难窥见李鸿章此时的真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