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侵台未能得手，便又着意打开朝鲜大门。1875年9月，日本在朝鲜海岸制造了云扬舰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派军舰到朝鲜逼迫开国。同时派使节来华试探清政府的态度，要求清政府派官员陪同或行文介绍日本人去朝鲜，企图假手清政府实现其征服朝鲜的祸心。总理衙门与李鸿章不同意日本的要求。日使森有礼于是否认中朝宗属关系，与总理衙门发生了一场辩论。1876年2月，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该约第一款写入“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注：《李朝高宗实录》，十三年丙子二月二日。）的内容，以此否定中朝宗属关系，为其独霸朝鲜预留地步。中日之间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及《江华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对日本野心的认识，更加深入了一步。
    日本觊觎朝鲜，引起同样对朝鲜有着强烈欲望的俄国的关注。俄国报纸报道说，“日本已向朝鲜宣战，舰队封锁了朝鲜的港湾”，并表示：“对于接近俄国边界地域的这种纠纷，政府是不能熟视无睹的。”英国对俄国南下心怀恐惧，其报纸乘机宣扬：“俄国决定增派舰队，……陆军准备与日本占领南朝鲜相呼应，侵入朝鲜北部。”（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上册，第160页。）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也开始做防俄的准备。日本国内，“士绅不服朝政，有四十万众密约为乱，不日内难将作”（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3页。），日本近代史上一场最大的内乱--西南战争已经迫近。在这种内外形势下，为平息由于《江华条约》带来的清政府的不满，日本又以防俄为名对清政府进行欺骗。当时，沙俄占据伊犁，对我国西北边疆构成极大威胁。防俄这一题目，对清政府有相当的吸引力。1876年10月，副岛种臣以旅游的名义到天津拜访李鸿章，声称法国窃取到俄国政府的秘密文件，其中说：“俄如与日本生事，必先据日本赤马关，以断东西之路。”（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6卷，第32页。）以此表示日本防俄之心甚牢，“其意似欲中、东两国推诚相与，共御俄患。”（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11月间，日本西部连续发生士族叛乱之后，日本公使森有礼返任过天津，在与李鸿章晤谈时称：“黑龙江东岸，俄人方鸠集蒙古、高丽人民，开拓日广，日本现于土满江置领事府，实虑俄人南侵高、日地界。方欲与中国、高丽并力拒俄，岂肯同室操戈，自开衅隙？”他还请李鸿章致书总理衙门：“嗣后商办各件，如蒙开诚相示，定当竭力以从。”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友好与亲近。对副岛种臣和森有礼的游说，李鸿章信以为真，认定“该国防俄之吞噬甚切，其愿与中国并力亦属实情”（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6卷，第31-32页。），于是决定“联日防俄”。
    1877年春，日本为镇压士族叛乱，指示其驻天津副领事池田宽治向李鸿章商借子弹，李鸿章为表示“救灾恤邻之谊”（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3页。），未经请示总署即借予10万粒。
    《江华条约》之后，日本对朝鲜苛索百端，因而遭到朝鲜政府的抵制。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赴任后，日本为减少在朝鲜扩张的阻力，要何如璋设法为之介绍，愿与朝鲜“诚心和好，两无虞诈”（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366页。）。于是李鸿章在1878年10月致书朝鲜国王的叔父、太师李裕元，劝其联日防俄。信中首先宣称日本自西乡隆盛带头叛乱兵败自焚后，“彼君臣鉴于国小多难，或不敢复勤远略”，要朝鲜不要再担心日本的侵略。接着为日本说项，称：“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其于贵国既无恶意，似欲联为辅车，引为唇齿，颇疑贵国不肯倾诚相待”。最后提醒李裕元警惕俄国的威胁，与日本“蠲细故而扩远图。”（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外稿》，上海醉六堂石印本，第3卷，第39页。）李裕元在复函中不以为然，认为俄国固应防备，而日本“喜愠无常”，“少不如意，易致葛藤”（注：《清季外交史料》第16卷，第13页。），揭露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反对朝鲜在文书中称中国为“上国”，以及对朝鲜欺压讹索种种情形。可知日本并无与中朝两国“并力”的诚意，“联日防俄”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四
    李鸿章“联日”幻想的彻底破灭，是在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琉球自明初即受中国册封，至万历年间，日本进攻琉球，迫使其向萨摩藩称臣，于是琉球便处于两属的状态。明治维新后，日本于1872年10月宣布琉球为藩国。1875年5月，正式禁止琉球向清朝朝贡。1876年5月，又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琉球国王尚泰派紫巾官向德宏等到中国乞援。驻日公使何如璋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他于1878年5月间致函李鸿章，指出：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如果不加干涉，不仅祸将延及朝鲜，而且“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这时李鸿章尚在致力于“联日防俄”，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8卷，第4-5页。）对琉球问题采取消极态度，只同意由何如璋反复向日本政府交涉。
    何如璋在东京所进行的舌敝唇焦的交涉没有产生任何效力。日本于1879年4月悍然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日本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它在亚洲扩张的野心。消息传来，李鸿章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愤激与憎恶的情绪：“东人居心狡狯，往往以巧言餂我，辄用为生事之据。前此台湾之役、朝鲜之役，皆其明鉴。”“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122页。）“倭人贪利弃信，诈伪无耻，有西人所不屑为者。”（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在给江西按察使沈保靖的函中，他对日本的野心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分析，指出：“日本地狭民贫，迩来宗尚西法，国债累累，妄自谓富强之术胜于中国，恒思逞其狭谋以偿所费。故数年之间，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此时中国若操之过蹙，固启兵端，若竟置之不理，彼谓中国畏之已甚，必且得步进步，纵兵四出，无所顾忌。”（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