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降人指战败被俘、投降或主动归附的蒙古人，明称“蒙古降夷”，后金称“蒙古逃人”。①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明中前期，关于明清交替之际的蒙古降人则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后金如何招抚与安置蒙古降人的问题更是鲜有论述。本文在分别详细考察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安置政策的基础上，从双方对蒙古降人认识的差异入手，探讨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安置的差异。
    一、明朝中前期对蒙古降人的政策
    明朝初期，盘踞在漠北草原的元朝残余势力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于是，明廷除了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之外，又对其实行积极的招抚政策，诱使蒙古人投奔明廷，达到增强自己，削弱北元的目的。洪武四年(1372年)十二月，明廷除对来归的蒙古官吏赐以衣服、粮米、钱钞、宅第等物外，“仍给月钱米有差”，②以保证蒙古降人的生活来源。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赐东昌府新附鞑靼官军钞，指挥十锭，千户八锭，军士五锭。其永平、德、蓟等卫将士如之。”③根据蒙古降人官职大小分别赐予衣被钱粮等物。朱棣即位后，将此政策推广到明朝西北沿边和南方等地。永乐三年(1405年)七月，明朝规定对居住在甘肃、宁夏等处沿边的蒙古人赏赐的标准：“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挥使，牛十四，羊七十；指挥，牛十，羊六十；千百户、卫所镇抚，牛十，羊五十。其随来军民，每户牛六、羊二十；家属给衣鞋布有差。”④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规定对移居南京等地的蒙古降人的赏赐标准为：“钞币、衣服、布、绢、鞍马、牛、羊、米、薪等日用器，皆给之。”⑤明廷于宣德年间，打破了前代对蒙古人“勿给土地”的惯例，规定：“侯，四百亩；伯，三百亩；都督，二百五十亩；都指挥，二百亩；指挥，一百五十亩；千户、卫镇抚，一百二十亩；百户、所镇抚，一百亩。”⑥自侯到百户的蒙古达官赏赐草场面积从300亩至120亩不等。这种积极的招抚政策使蒙古人不断地南下移居到明朝境内，繁衍生息，日渐强盛，削弱了北元的势力。
    但是，从元朝夺得天下的明朝群臣对蒙古有着天然的防范意识，认为蒙古降人“方其势穷力屈，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⑦明太祖朱元璋则提出了“用夏变夷”的安置思想，认为：“人性皆可为善。用夏变夷，古之道也。令所获故元官并降人宜内徙，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仪，以革其俗。”⑧正统十四年(1448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十月，也先率部打到北京城下，“时(蒙古)降人安置京畿内者，乘机并起为盗。”⑨为此，翰林院侍讲刘定之奏请：“宜乘大兵聚集之际，迁徙其众远居南土，禁其种落，不许自相婚姻；变其衣服，不许仍遵旧俗。或以为兵，使与中国之兵伍相错，以牵制之；或以为民，使与中国之民里甲相离，以染化之。”⑩要求朝廷加强对蒙古降人的管控。于是，景泰五年(1454年)正月，明廷借出征两广、湖、贵等南方苗民之际，调发河间、东昌等处蒙古降人从征，随后又遣其妻子前往定居，“自是肘腋无他患”，解除了蒙古降人对京畿地区的威胁。(11)可见，明廷鉴于“土木之变”中蒙古降人时有叛乱的现象，及时调整了对蒙古降人的政策，由前期的以招抚为主转变为以限制为主的政策，将大量蒙古降人迁往内地安置，借以实现“用夏变夷”的目的。
    隆庆议和后，明廷准许右翼蒙古的俺达汗朝贡、互市，并给其封号和抚赏，保证了西部边疆的稳定。然而，明廷与土蛮汗为首的左翼蒙古却没有签订和约，于是土蛮汗为实现与明朝通贡互市的目的，继续率领察哈尔、喀尔喀、哈喇慎之兵并联合女真诸部一同侵扰明朝边境，致使双方在辽东地区爆发了长期冲突。由于蒙古降人熟悉“虏中情形”和地理的缘故，在作战中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渐受到明廷重视。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辽东巡按安九域本着夷夏之防的固有认识，以“广宁降夷虏性难驯，虑收养贻患”为由，请奏朝廷，“欲将其转发解散”。明廷对此表示疑义，认为蒙古降人“收抚既久，一旦轻为迁徙，恐滋畏疑，且该镇屡捷，颇得其力”，令其“尚须勘处，以为万全”。(12)辽东抚臣周咏也反对安九域的安置方式，认为“新降即行解遣，恐疑夷人心，且绝其归附之路，甚为不便。”(13)明廷对广宁蒙古降人的妥善安置，最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万历十三年(1584年)三月，“降夷来言，把儿花、大抄花等同西虏以儿邓将以五月犯广宁及关门东西”，抚镇李成梁据此认为“贼有谋矣，不如乘此兵力出剿之”，于是明军“大破虏于边外，斩首八百余级，获其马五百余匹，甲仗称是。”(14)正是由于蒙古降人提供准确的情报，才使明军在广宁地区取得对东部蒙古作战的胜利。可见，在明与东部蒙古对抗的背景下，明廷为稳定蒙古降人人心，以便充分发挥其在对蒙作战中的作用，不得不放宽了对他们安置的限制。
    二、努尔哈赤兴起后明朝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后金袭击抚顺，揭开了后金与明长期激烈战争的序幕。当时，辽东地区灾害严重。同年夏大旱，“赤地千里，米一石银四两，粟二两，刍粟空竭，人马倒死枕藉。”(15)翌年十月，“辽地大雪，多冻饥”；(16)泰昌元年(1620年)，“辽东旱，木株尽萎。”(17)持续的干旱与严寒造成蒙古牲畜大量死亡，引发蒙古诸部饥荒，蒙古降人纷纷涌入明朝边境。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主张积极招抚，认为“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18)与此同时，后金也积极招抚蒙古降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后金攻陷开原，打通了后金与东部蒙古诸部通道后，蒙古降人也陆续逃往后金。史载：“辽自开、铁沦没之后，虏(指蒙古逃人)自十方寺(明开原城西边一堡)等处投入奴寨(指后金)，至则纳之。今虏过辽、沈者则投辽、沈，而近开、铁者犹投奴寨。”(19)可见，在明与后金两大势力对峙的形势下，为增强己方的实力，避免蒙古降人流入敌手，明廷与后金展开了对蒙古降人的争夺。但是，在如何安置蒙古降人的问题上，明与后金的态度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