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安置差异分析
    如上所述，虽然明朝与后金都认识到蒙古降人在双方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具体在对蒙古降人的安置态度上则有所差异。
    首先，在解决蒙古降人的衣食上，明廷内部存在分歧，意见不一，态度消极。相反，后金上下一致，态度积极，妥善解决了蒙古降人的衣食问题。明朝辽东经略袁应泰虽下檄文于辽东各道，为蒙古降人发放月饷，但却遭到户部郎中傅国和辽东各院道官员的抵制。傅国说：“本奉命以度支金钱养兵，未闻养夷”，认为袁应泰檄文中提出给蒙古降人发放月饷，无疑是“辍军实而赉寇仇”的行为，万万不能答应。袁应泰又与各院道官员商议：“权以皇赏之三百万饷夷也。”各道院官员，“皆不敢应诺”，并加以反对：“皇赏有命曰‘有功者赏’。就食之西夷何功乎?各道亦何敢专予赏?”(51)可见，明朝因在解决蒙古降人的衣食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使辽东经略袁应泰的檄文成为一纸空文，月饷也徒成画饼，最终没能解决蒙古降人生计问题。后金则不然，对解决蒙古降人的衣食问题态度积极，认识一致，措施得力。天命六年十二月，后金规定：凡来归的蒙古降人，“每一蒙古男丁，月给米一斗及银二钱”。(52)随着蒙古降人接连来归，后金也出现“供应粮草，无人主管”的状况。(53)为此，天命七年六月，努尔哈赤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此事，并对其职责作了明确的要求：
    著尔等带所养育之蒙古人至该牛录人祭祀之处，供其食，有酒则供其饮之，至于瓜、茄、葱、菜以及菜园之食物同食，衣衫、布裤易旧新，赐给蒙古之奴仆与包衣阿哈一同兼管，伐薪煮饭等皆令一同操作。或逃或失，由尔等偿之。既已交付尔等养育蒙古，即切勿使之过于劳苦，但亦勿因奉命养育而过于怜惜之，出力当差，善者则称其善，恶者则言其恶，告之于汗。(54)
    后金对于未履行其职责而玩忽职守的官员，给予惩罚。天命八年二月，“参将噶鲁因未糊蒙古房屋之窗户，故罚银七两，以销其功。”(55)这充分反映出后金对蒙古降人的重视。三月，后金又制定了“善待来者”的法令。规定：“查点新来人口，给以田、舍、席、器、斧及锅，妻、奴、衣等诸物，使之筑房并登记征收与赈济库粮等。”(56)以法令的形式保证了蒙古逃人享有相应的待遇。一旦蒙古降人衣食出现问题，后金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天命八年五月，住牧在复州的蒙古降人出现饥荒，努尔哈赤得知后，立即作如下布置：“凡可行者，皆遣金州，迁至有粮之地。其他老弱不堪迁往者，则以盖州之二百五十石，分赡之。”(57)为保证蒙古降人的衣食问题，后金又对告发隐匿粮食者给予奖赏，如“蒙古人巴布，首告他人隐匿粮食，索银三十两。”(58)随着蒙古降人前来者日众，后金粮食供应日益紧张。为了防止出现类似上一年的饥荒，努尔哈赤特意致书游牧于复州、盖州的蒙古降人：“留藏种子，以备本年耕种，不再发给尔等新粮，无牛之人，以马、骡、驴耕之”，即发给蒙古人种子与耕牛，让蒙古人自行劳动解决衣食问题，因蒙古人不善于农业耕种，努尔哈赤又反复告诫蒙古降人“勿误农时”，不要按照“尔蒙古之耕期，当按诸申、汉人之耕期耕种”；而对不愿耕种欲逃回者，努尔哈赤劝诫道：“尔等有何差赋?当各勤于糊口之食”，并令蒙古所辖八备御“好生都催之”，(59)试图通过让蒙古人自食其力来解决生计问题。
    其次，在蒙古降人的防范与控制上，明对蒙古降人疏于防范与控制，而后金则采取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措施。如前所述，由于天灾严重，投奔明廷的蒙古人数众多，负责招抚降人的官员不能对其进行逐一审查，只能简单地把他们安置在各城堡内，与城内居民杂居，致使奸细乘机夹杂其间，蛊惑人心，进行破坏，给辽东地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60)明廷疏于对蒙古降人的防范，致使后金攻打沈阳时，蒙古降人倒戈，沈阳陷落。与明廷相反，后金对蒙古降人的防范与控制极严。后金也有蒙古降人归附后而复逃的情况发生。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六年三月，“多铎阿哥属下之七名蒙古人潜逃而去。”(61)天命七年六月，“巴都里阿哥所属三蒙古人，携马五匹，牛一头逃去。”(62)天命八年正月“拉巴希席布台吉及其弟索诺木台吉率所属之诸申民众叛归。”(63)这些叛逃者不仅携众逃去，而且还掠走后金的钱财牲畜。对此，后金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方面，在招抚时便对蒙古降人进行严格的审核。如天命七年三月，“喀尔喀贝勒卓里克图属下十一人，携马三匹来归，知其有诈，皆斩之。”(64)与此同时，努尔哈赤认为蒙古降人“凡携妻孥前来者，皆可信之人，加以豢养，未携妻孥孤身前来者，则不予置信。”(65)如天命七年三月初七日，“令蒙古兵各主将之妻及新来食官粮者之妻居广宁，妇孺至彼，即严加看守”，表面上是“以免有人与妇女私通并携之潜逃”，(66)其深层用意是以降人家属作为人质来控制蒙古降人，以防叛逃。另一方面，一旦发生蒙古人逃亡，后金则给予严厉镇压，对追捕不利的官员予以严惩。天命八年二月，有两名蒙古人在乌巴海、巴雅尔图及哨探波荪辖区越境而逃，后金分别对“乌巴海、巴雅图尔各罚银十五两，哨探波荪罚银十两。”(67)而旗丁钟托依、胡希塔追捕逃人时，“因未于边界巡夜住宿，而宿于堡内，故各罚银十五两。”(68)三月，乌巴海奉命追捕蒙古逃人，也“因未宿边界寻觅踪迹，而宿于家中，故治以罪，销功银十五两矣。”(69)在边境巡防的乌巴海两次因追捕蒙古逃人不力，受到后金惩罚。由此可见，后金对追捕蒙古降人的重视以及对蒙古降人强有力的管控。
    综上所述，明朝中前期，在明太祖朱元璋提出的“用夏变夷”的安置思想指导下，明廷采取了强制手段把蒙古降人迁往内地，分散安置在汉人聚居区，逐渐改变其生活习俗，最终达到与汉人同化的目的，这对于加强蒙古降人管控、促进边疆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明与后金两大集团在辽东军事对峙，双方纷纷争取蒙古降人扩充军力的背景下，这种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蒙古降人的归附之心，从而不利于联合他们对抗后金。究其根源，“用夏变夷”的安置政策主要体现了明廷对蒙古人不信任的心理，即在安置蒙古降人过程中，首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有效的安置他们，而是如何严密的防备他们，这样只会把他们不断推向后金一方。与明廷对待蒙古降人所持偏见的态度不同，清太祖努尔哈赤认为，“我蒙古、诸申二国，语言各异，而衣饰风俗同也，”将蒙古视为同类。(70)所以努尔哈赤对蒙古降人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安置政策：对于普通的蒙古降人，以蒙古牛录的形式编入满洲八旗下，对其进行直接管控；对于来归的蒙古诸贝勒，仍令他们统领部众，组建相对独立的蒙古二旗，满洲八旗与蒙古二旗的诸贝勒互相通婚，彼此盟誓，进而建立起牢固的满蒙联盟，最终使后金在与明廷争夺蒙古降人的斗争中占据了优势，并为日后皇太极组建蒙古八旗兵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