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朝对蒙古降人的安置
    明廷在招抚蒙古降人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辽东经略袁应泰主张招抚蒙古降人，认为蒙古人善于骑射，可收用为骑兵，增加明军的战斗力，所以命令贺世贤、尤世功、李秉诚、侯世禄、朱万良、姜弼等辽东将领“各收壮夷丁一千名分配各队，是每汉丁五十人，夷丁五六人也”，即将蒙古降人中强壮者分散安置于明军中。并对其中形迹可疑者，委任总兵麻承恩、游击王世忠、备御朱梅等加以审核，“查其无它，可用以战，方始发各营。”(20)但随着招抚蒙古降人日益增多，发生了蒙古降人强入民居，抢夺粮食的行为。为此，袁应泰下令辽东各地给蒙古降人发放月饷，规定“壮者人二两，老弱妻子人五钱”。(21)然而以督饷辽东的户部郎中傅国为代表，反对对蒙古降人安置，拒不给饷，其理由是：
    今之投降西夷也，即非东夷与我敌者，西夷又以逃荒故，皆奄奄欲死之众，非实控弦能作难者，即收之，不过如秦救晋饥耳。彼非投降，我非收降，本与东局风马牛不相及也。即来者果是东夷，心亦不可知己，不可概不察所来，漫漫收之，开门揖盗，况为西夷之逃荒明明者?我自奉命剿东夷，而何以收西夷之逃者为收降也……今民力已竭于加派，内币亦匮于频发，天下方瓶罍交罄，肌骨层剥，是何等时，而以养兵不足养夷，是割我民之臂以喂鹰也。(22)
    归纳起来，傅国反对的理由有三：一是明廷颁布的招降之檄是指后金非指蒙古，且来降蒙古人皆“奄奄欲死之众”，招抚他们非但不能增加明军战力，反而徒费朝廷大量粮草。二是蒙古降人不可信任，大规模招抚，无异于开门揖盗。三是如今“民力已竭于加派”，明廷已无财力安置众多的蒙古降人。为了达到给蒙古降人发饷的目的，袁应泰进一步向傅国解释道：
    知否西夷之逃荒者乌虑千百万，如流之东不可御，走我，我不收，即走奴矣。是一旦而益千百万精兵也，势益强矣。只今奴众未满万人也，我已弗能当若此，若更益千百万精兵，其为我难可言哉!向所以亟竭力收之，一段苦心，不欲更借寇兵益强彼而弱我也。(23)
    可见，袁应泰鉴于明军在辽东战场节节败退的窘境，为了扩大兵源，并防止蒙古降人流入后金，才主张收纳蒙古降人。二人分歧导致了明廷官员、将领在处置降人的态度迥异，明总兵贺世贤积极招抚蒙古降人多达上千人，而总兵李光荣则明确拒绝收纳。兵科给事中萧基上疏言：“降夷有可疑者三，有可虑者四”。兵部尚书崔景荣也认为，“为今之计，惟将已收者分散安插，将来者拒绝勿收耳!”由此可见，廷臣中认为蒙古降人不可信的人很多。为此，明熹宗下令各部廷议时要倍加慎重，勿“竟以轻信取败云”。(24)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奴酋谋犯沈阳，按臣张铣先下令迁降夷于城外，贺世贤不从。将士凭壕而守，降夷内应，开门入城，尤世功没于乱军，贺世贤率其属西奔”，沈阳失陷。(25)明廷上下受到巨大震撼，正如明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充言：“辽东受降之祸，目击心伤，岂容再误。”(26)从此，明廷对蒙古降人的安置更是慎之又慎。
    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后金征喀尔喀蒙古粆花部，致使蒙古人来到明边寻求庇护，辽东督师王之臣唯恐其中混有奸细，于是令负责粆花部领赏的白喇嘛对蒙古降人头目逐一审核，准确无误后，方将他们进行安置。尽管如此，兵部尚书王永光对安置蒙古降人仍顾虑重重：
    南来者未必皆真夷，况虏情叵测，此二千人者倘安插未遂，所欲日夕窥我虚实以输之，忧在西虏者正恐不后于东虏也，且安插之费目前仅支，后必不继，合无将数内汉人设法安置，其夷类厚给犒赏，即著领赏夷目尽数押领而还，听彼酋首自行分派部落。(27)
    然而，首领粆花被察哈尔林丹汗杀害，部众也被察哈尔与后金瓜分，投奔明廷的蒙古降人已无家可归。这样，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王之臣将蒙古降人安插在宁远附近，“分拨各将领统之”。(28)蓟辽总督张凤翼认为蒙古降人在宁远安置不妥，建议将其移至宣大地区。但兵部认为，“宣大遍近陵京，关系甚重，以关蓟不欲者，而强付之宣大，其谁便之。惟延宁甘固沿边数千里发放，零星安插，即有他虞，不难议处，若关蓟宣大则断乎必不可留也。”(29)建议将蒙古降人迁至西北沿边。然而陕西方面也不肯接收，又将此事推回了王之臣。(30)兵部不得不题覆道：“督师王之臣东方之事倚藉方隆，即有收降一节，业安插得所，似无足虑。”(31)以此来重申自己的决议。
    综上，由于明廷在蒙古降人安置上存在严重分歧，对蒙古降人的安置可谓费尽周折。这不利于明廷利用蒙古降人抗击后金，客观上也给后金招抚蒙古降人提供了便利条件。
    2、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
    为增强实力，抗衡强大的明朝，努尔哈赤也积极收纳蒙古降人，实行“善待来者”的招抚政策。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相继攻陷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70余堡后，后金与喀尔喀五部全部接界，这样一来，投奔后金蒙古降人日益增多。《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六年四月，“巴林部贝勒杜楞属下十八户，一百二十男丁，携马五十匹，牛四百一十头，羊千只逃来。”(32)五月，“巴约特部恩格德尔额驸之弟蒙果尔台吉率子女、畜群及属下三十户人来归。”(33)六月，“巴林部贝勒杜楞之子阿玉希及古尔布什、萨特塔尔三台吉所属蒙古一百六十户来归。”(34)七月，“有喀尔喀贝勒卓里克图(明称粆花)属下六十户来归。”(35)此时的蒙古降人多来自与后金比邻的喀尔喀蒙古，且以散户为主。每逢归附的蒙古人数量多时，努尔哈赤都会“亲御衙门，宴所来之逃人”，(36)以示对他们到来的重视。特别是天命六年十一月，喀尔喀蒙古莽果尔台吉、古尔布什台吉等率其子女、畜群及属下来归，努尔哈赤更是给予极高的礼遇：派大贝勒代善“出汗城，迎于五里外，宰四牛四羊宴之。入城后，下榻于汗衙门，并设大筵宴”。(37)并赐厚赏。据载：
    各赐貂裘三、猞猁狲裘二、虎裘二、貂裘二、狐裘一、貂镶朝衣五、镶獭裘二、镶青鼠裘三、蟒衣九、蟒缎六、缎三十五、布五百、金以两计者十、银以两计者五百、雕鞍一、沙鱼皮鞍七、玲珑撒袋一、撒袋兼弓矢者八、甲胄十、童仆、牛马、房舍、田亩及一切器具等物皆备。上以女妻台吉古尔布什，赐名青卓礼克图，给以满洲牛录一，凡三百人，并蒙古牛录一，授为总兵。又以族弟济白里杜济获女，妻台吉莽果尔，亦授为总兵。(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