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追寻蒙古史迹的考古新收获
    几年前，有报社记者来访，出示某报报道蒙古-日本联合考古队发现了成吉思汗陵墓的消息，请我谈谈看法。记得给我看的只是转述外国报纸报道的摘要，因爲我没有见到考古报告，不好发表评论，只是説：根据文献所载成吉思汗埋葬方式，要找到他的墓实非易事。从这条消息看，虽然报道的墓区方位与史料记载大体符合，但説此墓已被发现似乎爲时尚早。据文献，蒙元朝皇帝的墓葬地当是范围较大的区域，且不建地面标志，仅找到某处有祭器和其他祭祀遗物，还不能断定就是成吉思汗的墓。早在1925年，苏联着名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在乌兰巴托一带和肯特山地区进行民族学、语言学调查时，就发现肯特山地区有元代祭场遗迹和祭器遗存。①记者报道我的话出入不大，但後来在网上被辗转传布得大大走样。本打算予以澄清，但我想网上炒作对学界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就没有置理。不过，这件事倒引起我进一步探究蒙元诸帝葬地及蒙古早期若干历史地理问题的兴趣。最近，承友人帮助，读到了参与该项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日本考古学家白石典之的相关论着，获益良多，从而更领悟了爲学确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反思自己三四十年前编绘蒙古地区历史地图时，基本上依赖文献资料，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是多麽局隘！
    白石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成吉思汗之考古学》②"前言"和"结语"中説，从1990年起，他每年都有数月在蒙古国追寻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足迹；1997年4月起他留学蒙古两年，得以专注於此项研究，这部书就是这两年他在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此书分《成吉思汗的祖先》、《成吉思汗登台》、《蒙古帝国的建立》、《成吉思汗的结局》以及《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五章，结合唐代到元代的蒙古历史进程，介绍了从额尔古纳河到阿尔泰山(主要是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三河之源"地区和杭爱山地区)多达五十处各个时期的文化遗迹，利用考古年代学方法对遗迹和遗物的时代作出分析判断，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都很重要，可以説是通过遗迹勾画出了清晰的早期蒙古历史轨迹。在2006年发表的《成吉思汗墓在何处？》③一文中，白石先生介绍了2001年他与蒙古学者共同在肯特省德勒格尔罕县阿兀拉嘎(＜A'uruq奥鲁)遗迹进行发掘的情况，可能发现了祭祀成吉思汗的灵庙遗址，因而得到了寻找迄今不明之成吉思汗墓地的线索；後来记者发表此项成果，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有的误报爲"发现了[成吉思汗]墓"，其实"灵庙和墓是不同的"。我这才知道，原来并非蒙日考古队宣布发现成墓，而是某媒体的"误报"。这和我答记者问时説的话意思差不多，我对发现成吉思汗墓新闻的评论，被网络上辗转传播走了样至此该可以澄清了。
    非常感谢白石典之先生和其他蒙古、日本考古学者爲我们提供了极爲丰富的有关早期蒙古部族历史活动的实地考察资料。请允许我借助这些重要的考古成果，结合文献资料，就以下几个问题略申管见，并借此机会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辽、金、元蒙古地区图幅中的若干疏误。
    一 成吉思汗墓地与大斡耳朵
    成吉思汗去世(1227年)後仅数年(1233-1235年)，出使蒙古的南宋使团随员彭大雅和徐霆就先後记载了有关成吉思汗墓葬的情况。④彭、徐分别编述其出使见闻，後二人遇於鄂州，各出所编以相参考，遂用彭编爲定本，间有不同处，徐乃疏於其下，此即传世之《黑鞑事略》。关於成吉思汗墓，彭大雅记曰：
    其墓无塚，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则插矢以爲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爲卫。
    徐霆疏曰：
    霆见忒没真之墓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环绕。相传云：忒没真生於此，故死葬此。未知果否。⑤
    彭大雅没有説明他所记是否出於亲见，徐霆的"疏"中则多用"霆见"云云，但从其所记的某些内容看(如此前一条："霆见其死於军中者，若奴婢能自驰[驰]其主尸首以归，则止给以畜产；他人致之，则全有其妻奴畜产。"⑥)，不可能都是"亲见"。不过，彭、徐二人确实都到过窝阔台的大帐。据《元史·太宗纪》，这期间(1233-1236年)，窝阔台驻地都在克鲁伦河上游以西至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一带。⑦彭大雅的行程路线，据所记"其地出居庸则渐高渐阔，出沙井则四望平旷"云云，⑧当是走天山(大青山)北沙井道，未必经过克鲁伦河上游，其所记有关蒙古葬制和成墓护卫事可能是得自"闻"而非"见"(如"插矢以爲垣阔逾三十里"的大禁地，就不可能近距离观察得到)，但所记蒙古墓葬制度，与元代的汉文、波斯文、拉丁文史料颇合。⑨徐霆记行程爲"霆出居庸关，过野狐岭，更千(？)余里入草地，曰界里泺"云云，⑩所行路线当与1247年张德辉奉忽必烈召前往蒙古所作《边堠纪行》的路线以及明金幼孜《後北征録》所记成祖进军路线略同，应经过克鲁伦河上游，不过他所谓"见"者，只是遥望其地山川形势，并非近距离看到成吉思汗墓；説成墓"在泸沟河之侧"只是记了大致方位，难以理解爲墓地就在克鲁伦河旁近处。从下面引述的有关资料看，彭、徐二人都不可能就近观察被定爲"大禁地"的成墓，他们的记载当得自亲闻，作爲同时代的史料具有很高价值，但不能视爲"目击记録"。
    拉施都丁《史集》对成吉思汗葬地有较详细记载：
    这段材料除记载成吉思汗落葬方式外，还提供了有价值的地理资料：其选定的埋葬地不儿罕·合勒敦(山名)，距离其诞生地有六天路程，是一块平坦地带。当时蒙古人视爲圣山的不儿罕·合勒敦，应是指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所谓"三河源头"(qurban mured-un teri'un)的肯特山地区，范围很大，故《史集》説的"六天路程"，当是指被选爲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坟葬地的特定区域。
    《史集》还有一处记载与这个"大禁地"有关。此书第二卷的《铁穆耳合罕(即元成宗)纪》中説，合罕命其长兄甘麻剌出镇成吉思汗故土及诸斡儿朵所在的哈剌和林之境，该地区的军队也都归他节制。境内直到吉利吉思边境的所有地方，"以及名爲不儿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大禁地，全由他掌管，并由他守卫着照旧在那里的成吉思汗的诸大斡儿朵。它们在那里有九个，四个大斡儿朵和五个另外的[斡儿朵]。谁也不许到那里，因爲附近有禁地(har kas-rā ānjāyikah[德黑兰刊本作ān jāyigah]rāh nabūd che buzurg*[德黑兰刊本作nazdīk]ghurūq ast)。他制成了[已故祖先们]的像；那里经常都在焚香[致祭]。甘麻剌也在那里爲自己建了一座寺庙"。(12)这段记载显示，"大禁地"当邻近其四大斡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