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辽史》记载，契丹向西北扩展始於天赞三年(924)耶律阿保机西征。统和十二年(994)，辽圣宗遣皇太妃(齐王妃)与萧挞凛统军"抚定西边"，(73)遂"屯西鄙驴驹儿河(克鲁伦河)，……使西扞达靼，尽降之"。(74)十五年，敌烈部人(居地应在克鲁伦河下游)杀辽所授详稳，叛走西北荒，挞凛追击之，"因讨阻卜之未服者，诸蕃岁贡方物充於国，自後往来若一家焉"。(75)二十二年，皇太妃、萧挞凛奏建镇州、防州、维州三城，屯兵置戍。《辽史》卷一○三《萧韩家奴传》载，兴宗重熙四年(1035)，萧韩家奴奏言：
    臣伏见比年以来，高丽未宾，阻卜犹强，战守之备，诚不容已。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若能徙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议者谓徙之非便：一则损威名，二则召侵侮，三则弃耕牧之地。臣谓不然。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壹，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爲寇。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衆。……及城可敦(即镇州)，开境数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长，岁修职贡。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76)
    他认爲西北屯戍因境阔路远，戍边兵民困苦，建议内徙以增堡障，以正疆界，同时设置各属部长官以绥服之。据其所奏可知，阻卜各部在契丹建国前已经分布在从克鲁伦河到漠南的广大地区，阿保机西征後与契丹保持和平的臣属关系。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辽圣宗遣萧挞凛屯兵克鲁伦河，讨伐叛乱的属部，并向西北扩展，进而建城置戍。《辽史·百官志二》"北面属国官"中有"阻卜札剌部节度使司"，(77)阻卜札剌部就是居地在克鲁伦河的札剌亦儿部(《史集》所谓"迭列列斤蒙古"部落)，爲阻卜诸部中的强部。上述契丹军讨伐他们以及他们和尼鲁温蒙古发生冲突事，大约反映的就是萧挞凛追击叛部敌烈，进而"讨阻卜诸部之未服者"之役中的一次。克鲁伦河之北的辽长城，可能是皇太妃、萧挞凛屯兵此地时建造，重熙中(约当《元史》和《史集》记载的海都征服札剌亦儿部时)增筑堡障，总之是在11世纪的前期，应当与海都征服札剌亦儿部故事所反映的鄂嫩河流域尼鲁温蒙古人势力的兴盛有关。《辽史·地理志一》説辽朝的疆域"东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78)从上述辽长城遗迹可见，契丹军打败札剌亦儿部，将他们驱赶北逃以後，克鲁伦河流域就一直在辽朝控制之下。考古学家在蒙古肯特省莫伦苏木的萨勒巴尔乌拉(山)西北突起的山崖上(北纬47度22分25秒/东经110度08分11秒)发现契丹大字刻石，据契丹文学者研究，其文可释读爲："山神(？)晓谕：御史都统胡特奴(耶律赵三)率领军队(於)古州胜阻卜。大康十年五月日。"(79)我们在上文提到，《辽史·道宗纪》大康十年(1084)二月、三月条都记载有"萌古国遣使来聘"，是否与此契丹文刻石有关？总之，考古资料证明，辽朝统治时期，蒙古部的活动地域无疑限於鄂嫩河流域。
    金朝灭辽後，用兵的重点在攻宋，漠北各部在耶律大石政权西迁後乘势强盛起来。虽如拉施都丁《史集》所言，各部都臣服於"阿勒坦汗"(金朝皇帝)，实际上一直处於"叛服不常"状态。原来对辽只是称臣而没有受其直接统治的蒙古部(从辽所建边墙在该部地盘鄂嫩河流域之南可知)，金初建立了"全蒙古"贵族联盟，首领称汗，有叛金自立之势，开始与金朝长期争战。天眷二年(1139)，攻蒙金军因粮草不继退兵，遭蒙古追击大败；皇统三年(1143)至六年，蒙古夺取金边境二十四团寨，金朝被迫与之议和，蒙古部势力扩展到了克鲁伦河流域。(80)这是成吉思汗父、祖时代的事。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派完颜襄征讨阻卜叛部塔塔儿，在帖木真和克烈部首领脱斡邻的帮助下获胜，"遂勒勳九峯石壁"後回师。(81)该刻石已被发现，就在蒙古肯特省巴彦呼塔格苏木北部、克鲁伦河南岸不远的岩崖上，有女真字和汉字两处，均爲九行，汉字第三行"帝命率师讨北术孛背叛"，第八行纪年爲"明昌七年六月"。(82)这是金朝在漠北最後一次赢得的军事"胜利"，实际上却是爲成吉思汗势力的壮大铺了路。
    成吉思汗葬地相关史迹图
    注释：
    ①符拉基米尔佐夫《乌兰巴托和肯特地区的民族学-语言学调查》(Этнолoгoлингвиc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иия в Урrе-Ургинcком и Кентейском районах)，载《北蒙古》第二分册，列宁格勒，1927年，页1-42。
    ②白石典之《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东京，同成社，2001年。
    ③白石典之《成吉思汗墓在何处？》，《东方学》第112辑(2006年)。
    ④彭大雅、徐霆出使年代，多数学者均采王国维説，定於1232年和1235年，依据主要是徐霆所説"霆在草地时，立金帐。想是以本朝皇帝亲遣使臣来，故立之，以示壮观。前纲邹奉使至，不曾立；後纲程大使、更後纲周奉使至，皆不立"。见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载《王国维遗书》(13)，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叶4B。按《宋史·理宗纪》载：(1)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大元遣使来议攻金，史嵩之以邹伸之报谢；(2)端平元年(1234)十二月己卯，大元遣王檝来；辛卯，遣邹伸之、李复礼、乔仕安、刘溥报谢；(3)二年(1235)正月辛酉，以御前宁淮军统制借和州防御使程芾爲大元通好使；(4)嘉熙二年(1238)三月己丑，命将作监周次説爲大元通好使。见《宋史》卷四一，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797，804，807，816。又，徐霆在《黑鞑事略笺》中称彭大雅爲"前纲书状官"。王国维据此判断，所谓"前纲"系指邹伸之受史嵩之派遣的第一次出使，而徐霆则爲其端平元年末第二次出使随员。陈高华《王檝使宋事实考略》(《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页220-237)引述元人白珽《湛渊静语》引《使燕日録》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二《使北日録》(两者爲同书)条所记：绍定癸巳(六年，1233)，蒙古派王檝入宋"通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差邹伸之往使，於当年六月从襄阳啓行，次年(端平元年，1234)二月见窝阔台於"行帐"，寻即遣归，六月抵汴，七月到襄阳；《元史·王檝传》亦载其首次使宋是在1233年。据此指出上述《宋史·理宗纪》绍定五年十二月条下的记事是完全错误的；而邹伸之出使蒙古的时间即《使北日録》所载之绍定六年六月至端平元年七月。端平元年十二月王檝第二次使宋至杭州，宋廷於次年正月遣程芾爲蒙古通好使报之。如此则邹伸之使蒙似仅有上述的一次。徐霆《黑鞑事略笺》称"亦止述大略，其详则见之《北征日记》云"(叶30A)。此《北征日记》若与《四库提要》之《使北日録》爲同书，则徐氏当即此次邹伸之使团随员，不过他所记"霆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岭下，正是七月初五日"(叶3B)，却与《使燕日録》(或《使北日録》)所记邹伸之使团回程日月不合。又，徐霆所谓"前纲邹奉使"何所指？是否在此"前纲"与"後纲程大使"(即端平二年正月所遣程芾)之间，宋廷另有一次遣使蒙古？近刊《四库存目丛书》及其《续编》均不见《总目提要》所列《使北日録》，无从核对，看来这个问题仍需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