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
    但真要把一直被称为“卖国贼头子”的蒋介石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取对象，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决心仍不好下，有些事情一时还没有完全看清楚，何况国民党当局仍在策划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用武力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有极大可能在解决西南问题后，腾出手来，又大举进攻陕北，并且一直强调抗日的先决条件是实行军政军令的统一，也就是以强势姿态要迫使国内一切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听从他的指挥，稍不小心就会跌入他设下的陷阱。但总的趋势确实已发生明显变化。为此，中共中央进行了多次讨论。
    8月10日，也就是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确定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的一次重要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外交两个报告。他首先提出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在看起来基本战略没有变中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准备抗日、国防会议以至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大部变了。然而战术既大变，将来革命发展更大，将来影响他的战略动摇，也有可能。”“关于南京往来，对我们提出五条件，他们第一种答复说我们分散力量，再对恩来同志的来信，要我们出去，领袖到南京，改组国民政府，促进联俄，从此可看出蒋有动摇的可能。还有一件事，蒋在苏联大使馆谈话，表示还好。”毛泽东着重指出：“明显可以看出蒋的策略：过去是让出东三省等，尽量镇压全国革命，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在今天，我们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我们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经过这种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但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他强调：在新形势下，当前党的各项任务中，“统一战线应放在第一位”。（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8月10日。）
    毛泽东报告后，列席会议的潘汉年（潘刚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不久）报告了在苏联同国民党方面的邓文仪、回国后同曾养甫和张冲接触的情况。讨论中，周恩来说：“过去抗日必先反蒋的口号，现在不适合，现在应以抗日联合战线为中心，抗日联俄联红为中心。”“与南京谈判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张闻天说：“从南京方面所提出四个条件，虽然我们不能满意，但从他容纳各派一点，共产党从此有取得公开活动的可能；从他集中全国人才一点，可说我们可以到南京去。所以我们说，可以与南京谈判。”“我们不一定先抗日后统一，这样不能得到群众拥护，我们应该在抗日原则下来统一。”他还谈到一直有争议的土地革命问题，说：“现在民族革命是第一，土地革命的策略的改变，主要是适合民族革命。”（注：周恩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8月10日。）
    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对南京问题，现在民主的抗日已冲破蒋的压迫，但并没有冲破蒋的最高界限。他同我们的往来，我们是有半公开活动的可能。我们为什么与他们来往，重心是争取群众。先抗日后统一问题，蒋总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只要看他做到怎样程度，我们就同他讲统一。抗日必须反蒋，不适合。”“对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等应有新的变动。这是为得争取群众，是有利的。我们应公开宣言，专门送一封信给南京。”（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8月10日。）这里说到的那些变动，都是党的战略决策上的重大变动。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发表一个公开宣言，发一个秘密指示。公开宣言就是《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秘密指示就是《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会后半个多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8月15日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得悉你们1935年12月25日决议与电报内容后，我们基本同意你们通过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我们同意你们的看法，即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应该对过去的经济政策作一些重大改变：停止不必要的没收，特别是不再没收出租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再没收积极参加抗日的官兵的土地，允许自由贸易。”“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9页。）它的基本精神同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看法是一致的，也使中共中央的一些提法比原来更明确了。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在8月25日发出，是毛泽东写的。信中一开始就强烈呼吁：“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信中提到蒋介石时都称为“蒋委员长”，这在中共以往文件中从来没有过。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就“最低限度所作的解释”，信中说：“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对蒋介石接着所说“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提出了批评。信中对蒋介石把“集中统一”说成抗日的“先决条件”称为“本末倒置”。信中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信中最后呼吁：“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4-433页。）这里正式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主张，并且公开发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