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张闻天起草的秘密文件《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前面，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9-90页。）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确实是抗战前夜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的重大转变，从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新阶段。
    为了落实“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在9月15、16日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参加者有34人，这在以往很少有。
    会议一开始，由张闻天作题为《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他说：“现在全国一致要求抗日，停止内战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蒋介石正在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报告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部分“修改我们的部分口号”。他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联合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这是十二月决议提出来的，但根据目前的形势，部分口号应有修改。“第一，从前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的，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对南京政府的估计，说他完全是与冀察政权一样的，这也是错误的；说蒋的力量削弱了，但没有估计蒋仍是抗日的大的力量，这也是错误的。”“第二，我们所主张的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应反对反蒋战争，不应如从前给上海指示信所说的同情反蒋战争。”这里，自然不包括当蒋介石发动进攻时被迫进行的自卫战争。“第三，我们还主张建立‘和平统一的国家’。因为全国人民要求的是一个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过去说国防政府是各阶级的联盟，但现在看来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赞成建立民主共和国，应宣布苏维埃愿成为它组成的一部分。”（注：《张闻天文集》（2），第145-148页。）
    会上的讨论十分活跃，对报告中一些问题的认识又深化和发展了。毛泽东说：“民族资产阶级动摇性，怕帝国主义，又怕民众，表现在国民党方面很明显。”“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现在问题，国民党说要纳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于轨道，虽然没有明说要取消红军，但要改编红军。我们要保持独立，不在乎名义上，主要在政治上的独立。”“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抗日统一战线是一条统一战线，不是两条统一战线。对统一战线工作，我们指出自九一八以来是提出了，然而我们是犯了错误的，我们没有实际进行。在与十九路军虽做了些，但仍是有错误。我们应老实承认这一错误。”周恩来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联蒋抗日”的问题。他说：“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对南京是否全部或大部可参加到抗日方面来，我们应有正确的估计。过去把蒋所代表的力量除外是不对的，我们现在要改变过来。”“过去蒋是投降的，但自五全大会后是有变动的，近半年来有更多的变动。蒋对帝国主义关系上，认蒋是完全投日的，也是不对的。实际，英美对南京是支持的，英美与日是有矛盾的，蒋是利用这一矛盾来与日讲价钱的。”“蒋的本身，如果完全投到日本是不利的。事实因为蒋还没有完全降日，所以他还能维持他的统治，他的本身力量是加强了，这就是由于他没有公开投日，并且利用一些以前不敢用的口号，如停止内战等。不管他的欺骗作用怎样，都说明他在动摇着。察看向着哪个方向动摇，是倾向抗日方面的。但是要实现走到抗日，还是要从斗争中来使它实现。”周恩来对蒋介石的这些分析是很实在的、切合实际的。他还谈到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广大群众已起来抗日，但未接受土地革命。”毛泽东在第二次发言中说：“联蒋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联，现在还没有实行联。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他和我们联合是可能的，但哪天可实现联合，是说不定的。我们的方针应如此，那方面的事情要由他自己去决定。”（注：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16日。）
    会后，中共中央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张闻天、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说：“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所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287页。）由于希望谈判能取得成果，先派潘汉年作为初步谈判代表，到上海同陈立夫、张冲会谈，但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却完全是收编条件，同时又调胡宗南等部进逼陕甘根据地，企图形成城下之盟。毛泽东在给潘汉年的电报中说：“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注：毛泽东致潘汉年电，1936年11月12日。）这样，周恩来就无法前去谈判。陈立夫晚年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曾到南京同他进行谈判，（注：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194-195页。）并非事实，可能是他年老记忆失误。
    从“逼蒋抗日”到实现“联蒋抗日”，这一步实在相当艰难。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独吞中国的狼子野心和步步紧逼面前，从1935年下半年起，蒋介石逐渐下决心加紧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是事实。中国要实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确实离不开蒋介石这个掌握着全国政权、主要军事力量并受到国际承认的最大的政治力量。联蒋抗日是必需的，为此而作出某些重大让步也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尽管他派人同共产党联系和谈判，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希望先用武力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再来抗日，继续以很大力量来作这种准备和部署。他对包括救国会在内的民众运动同样十分疑忌，仍采取压制的态度，不久还逮捕了救国会“七君子”。而且他的抗日决心并不是不再存在摇摆。这些也是事实。事情就是那样复杂，这两个方面同时都在起作用。蒋介石和国民党这种两面性，给中共中央出了相当大的难题：既要力争同它联合，又要对它保持高度警戒；既要看到实现联合的可能性，又要作好应对一切不测事件的准备。必须以两手来对付对方的两手，其中还有许多变数。这样，局势只能在一波三折中前进，不可能那样直捷和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