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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之二)(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金冲及 参加讨论

10月22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如果自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别人就容易轻视你,难以团结和带领方方面面的力量形成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支柱”,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便有可能很快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正在同国民党方面接触的张子华:“甲,请告陈委员、曾市长(指陈立夫、曾养甫--引者注),日本新的大举进攻,迫在目前,我方切望南京当局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赞助,万不可作任何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再使全国失望,以符蒋介石先生七月间对全国人民宣示之诺言。乙,当此国难严重关头,我方正式宣言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以此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静待南京当局回答,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方攻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方式下给以必要的回击。”(注: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子华电,1936年11月9日。)
    11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在新形势下党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作了红军行动方向和外交问题的报告,他对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态度都作了冷静而中肯的分析,提出明确的方针,说:“张的改变,不完全是表面上的,而是带有根本性的而有内容的改变。我们的方针应更争取他根本改变。”“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他是要签字才作算的。我们应用很大的力量,要群众的力量。”“张学良向蒋说与红军联合,杨虎城亦讲了,都碰了钉子。阎亦来西安要问蒋,蒋不给他讲话的机会。然而蒋不一定始终是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问题,焦点在这里。最近他要我们照广西的样,要服从中央,除红军叫国民革命军,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表面上是不同的。但是表面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他,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虽然穿件白军衣服,但更便于进行与白军接洽,便于改白为红。”(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1月13日。)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我们的战略基础应在促成统一战线的成功,不管所遇的困难怎样,每个行动都要在这个基础出发。”“我们应估计蒋有可能利用形势,利用抗日力量控制在他手里,有与我们一面妥协,一方面利用可能向我们进攻。蒋是代表资产阶级,即使参加到民族统一战线,他是始终是动摇的。”“两广事件妥协后,他就积极派兵来,他是要封锁黄河,阻止我们抗日,逼我们就范,剥夺我们的政治资本。”“他对我们的妥协,现在主要是军队问题,想把红军控制在他的下面。逼蒋抗日,是要有很大的力量的,现在力量还不大,他现在只能控制,我们应使他控制不住。”“停战运动生了效力,红军的胜利更要推动全国力量。假使我们与全国见面,我们的影响更扩大。红军改名字是不要紧的,是更有利的,不仅包括主力,应包括全国各地红军与游击队。这四种力量(指英美、群众、南京统治集团的其他各派力量、红军的力量--引者注)的范围,是使蒋走到抗日方面来的重要条件,应在这一前途上来实现我们的战略计划。”(注: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1月13日。)
    这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夜中共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各方面的情况已逐渐明朗,中共中央充分估计到局势发展中多种可能的复杂性,特别是充分估计到蒋介石政治态度的两面性,甚至还会“利用可能向我们进攻”,但仍判断在各方面压力下,蒋有走到抗日方面来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已考虑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让步达成协议,以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稍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绝不是出于一时的决断,也不是主要因为共产国际因素的影响,而是基于对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冷静分析,经过一年多对战略决策的深思熟虑和逐步演变的必然结果。
    六西安事变前后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蒋介石去西安,是为了督责张学良、杨虎城所部全力“进剿”陕甘红军。为什么蒋介石一方面已开始同中国共产党接触和谈判,一方面仍要坚持“剿共”?这种矛盾的现象该怎样解释?其实,蒋介石原来所提“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中共问题,不过是要中共向他投诚,受他收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在他看来依然是“上策”,还要想试一试。他在动身去西安前的1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月局势,察北匪伪未退,倭寇交涉将裂,而陕甘边区残匪企图渡河西窜,局势甚不清也。且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争而动摇,而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60页。)他带了大批高级将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万耀煌等同去,显然准备取张、杨而代之。张、杨向他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苦谏不从,最后只得出以“兵谏”。
    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很多,这里不复赘言,只准备集中考察一下中共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着重看看在这个时期举行的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西安事变的发动,中国共产党事先并未与闻。张学良扣留蒋介石后,在当天寅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周亥时复电,除对军事部署提出建议外,并称: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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