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次政治局会议，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过程。在局势仿佛仍在千变万化的进程中，能如此当机立断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实在极不容易。
    为了调整政策，国民党决定在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这是西安事变后举行的第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刚接管的延安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报告谈判问题。他说：“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现在已一般的趋向和平了”，“现在困难问题，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月24日。）张闻天说：“照现在看，蒋一般的是想和平的，蒋开始结束他的动摇。”他提出：“关于三中全会，还有二十天要开，这是国民党转变关键。我们的方针应争取国民党彻底的转变。我们不能希望他立刻宣布对日作战，但停止内战是可能做到的。”“我们要发表宣言：第一要表白我们在西安事变和平的决心。第二，要坚决拥护和平统一，拥护能够和平统一的中央政府。第三，应表示我们愿意改变红军的番号与苏维埃名称，红军应改什么名称，可以考虑。我们表示忠于和平统一。在苏维埃区域可以实现普选的制度。我们要声明停止没收豪绅地主。”朱德说：“我们过去如果条件苛刻，我们就觉得有些投降的样子。现在看清楚只要于抗日有利，无论条件怎样都好的，因为真要抗日，群众和我们是一定要发展的。”张浩说：“在国际国内的情势上，我们在某些地方让步，在别的地方获得胜利是策略上需要的。我们愿意改变红军番号，改苏区为特别区域，多给面子与蒋。”他又说：“我们与国际指示有一点不同，就是逼蒋抗日。国际也是主张用群众的逼，但我们还主张利用张、杨、陈、李、白、刘（湘）逼他。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下，这种方法也未尝不对。”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张浩这样说，再次表明中共中央已不只是亦步亦趋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做，而是努力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了。毛泽东再次发言说：“对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问题。”“我们并不主张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我们要张学良去与蒋介石说和，但蒋不要他去，蒋要派兵来消灭我们，要说我们是汉奸。当时我们对内是动员抵抗，但对外还是积极表示和平的。至于蒋扣留起来，我们还是主张和平。至于放了蒋，我们开去，还是为着和平。”他坦率地指出在这过程中的一点教训：“西安事变后，那宣言上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张闻天最后说：“关于和平谈判，是表示双方让步，实际上所说到的，我们是大的胜利。”（注：张闻天、朱德、张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4日。）
    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通电。通电在第二天发出，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57、158页。）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1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因为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问题。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是应停止的。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11日。）事实确实如此：中国的土地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比它属于地主还是属于农民更加重要。当时要团结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一起抗日，只能限制地主的剥削，还不能完全解决土地问题。这样，晋西会议上没有解决的怎样对待蒋介石和土地革命这两大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3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国内矛盾放在次要地位。在早我已提出，在十二月决议上还没有明显的规定。”（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23日。）也就是说：在现阶段，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应该处在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便把党在战略决策上的大转变，“从理论上说清楚”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始终有一条明确的指导原则，不致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现象偏离大的方向。
    正确的战略决策，来自主观认识能符合不断变动着的客观实际。经过一年多在实践中的艰难探索，包括过程中的若干反复和曲折，抗战前夜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和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大体形成，开始进入实际准备抗日的阶段。尽管前进中仍不断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总的发展趋势已不可逆转。再过三个多月，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便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