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讲道：“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停两天再发。”本来，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当天中午就把事变的情况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以后几天又连续多次将情况的发展电告国际，但国际在16日才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个电报，又因密码差错，无法译出。中共中央在18日去电要求重发。因此，毛泽东在19日的会上说：“国际指示还未到”。原来他讲通电“或者要停两天再发”，由于局势紧急，需要中共立刻表明态度，领导层内部又已取得一致意见，所以仍在19日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公开发出通电，并由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公开发出的通电要求由南京召开和平会议，西安、中共等各方参加，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内部指示中更明确地说：“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及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并且指出事变发展有两个前途：“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27-128页。）同一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注：毛泽东致潘汉年电，1936年12月19日。）这很清楚，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19日这一天已正式确定下来，并且依此同南京政府接洽。第二天，也就是20日，共产国际的来电也到了，电报中说：“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中共中央当天把共产国际的电报全文立刻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它同中共中央的决定是一致的。
    周恩来到西安后，和张、杨同蒋介石以及随后到西安的宋美龄、宋子文之间的谈判紧张地进行着，其中经过多次反复。最近在海外公布的宋子文12月22日日记中记录了当晚蒋介石同他的谈话：“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恩来）同意废除：（一）中国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名义；（三）阶级斗争；（四）愿意接受委员长之领导。去告知周，他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如果需要，他会要求蒋夫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三个月内召开国民大会。但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求国民党大会把权力交给人民。国民党重组后，他将：（一）同意国共联合--假如共产党愿意服从他，正如同他们服从总理；（二）抗日，容共，联俄；（三）同时他愿意给汉卿（即张学良--引者注）收编共产党的手令，而收编进来的伙伴都会配备良好的武器。”宋子文25日的日记又记载，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对蒋说：“共产党过去一年来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几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他要蒋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委员长回应说，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虽然剿共之事常萦绕于心，但是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他以前的部下，如果他能以宽大胸怀对待广西，当然也能以宽容态度对待他们。他已经把纳编的共产党军队委托张学良。如果他们对他是忠诚的，他将像对待胡宗南的军队一样对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宋子文还对周恩来说：身为委员长的旧部属，应该知道委员长是重然诺之人。（注：《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近代中国》季刊第157期，2004年6月30日。）
    当天下午，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商量，就送蒋介石回南京，并且自己陪去。蒋介石在机场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注：《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3页。）他还把答应的条件重申了一遍。蒋介石一离西安，态度就发生变化，扣留了张学良，调集中央军直逼西安，并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分化。但“剿共”的内战毕竟停止了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国共两党走向第二次合作。
    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对西安事变的意义，用斩钉截铁的肯定语言，作出高度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结束了他的动摇。西安事变，开始了这些任务的完成。”（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27日。）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刚两天、政治局势还显得有些扑朔迷离的时候，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历史地位就说得这样明白和肯定，真是难得。
    为什么西安事变能促成这个转变的实现？毛泽东接着指出：“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27日。）也就是说：在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地进攻和全国汹涌澎湃的民众抗日救国热潮的压力下，蒋介石已着手准备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对转变政策、团结国内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但这个决心一时仍下不了，“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继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之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中竟采取如此激烈的“兵谏”手段，不能不给蒋介石留下极深的印象，感到自己阵营内部的抗日要求也已很难压抑得住，这就“结束了他的动摇”。周恩来同蒋介石直接接触，使他多少感受到中共的诚意。事实也使他看到中共力量不是在短期内能够消灭的。这一切推动并促使他终于下了决心。历史就是在这样充满矛盾的运动中前进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林伯渠在发言中说：“党对这次事变的处置，所采取的策略路线完全是正确的。”“国民党十年错误政策的转变，我同意毛（所说）是由于内部矛盾的发展。”他又说：“国际对西安事件总的分析是对的，但有些没有顾到中国实际情形，应多多供给他们实际材料。”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能这样说，而且出于林伯渠这样的长者之口，可见共产国际的意见虽仍受到尊重，但已不再都被看作金科玉律。张闻天说：“现在一般的说，结束内战的前途是占了优势，但是我们应估计到这中间一些可能发生的障碍。我们应争取把中派的动摇最后的结束。”（注：林伯渠、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