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发生得很突然，内外各方面的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当时最急迫要求立刻回答的问题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所说：“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由于苏联对张学良一向持怀疑态度，中国共产党更需要表明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提出明确的主张：“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蒋最近的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他把西安事变同两广事变作了比较，指出：“这次事变与西南事变是显然不同的，因为他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而且他完全站（在）反对剿匪立场上的。同时，他同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我们对西安事变说明是革命，但不是共产党干的，是他们自己的英勇。这对于争取蒋的内部与资产阶级是有利的。我们暂不即发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做。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并且这一地区又很巩固，应抓紧这一环去做。”“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3日。）周恩来接着说：“在西北的联合是三个力量（指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引者注），应使它更巩固，更成为抗日的中心力量，我们应有相当的努力，给他以帮助。在全国力量团结上，首先要注意的是阎锡山，援绥应成为政治的宣传中心。”（注：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这里说的“援绥”，是指日本指使伪蒙军侵入绥远东部，傅作义部晋绥军奇袭百灵庙，取得重大胜利，在全国民众中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对它声援。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多年来坚持“剿共”的蒋介石突然被扣，很多人都很兴奋。而发言表现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提出的具体主张是：“我们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在反对独裁上，亦要联系到南京政府存在问题。”“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协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讨论中，没有人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周恩来说：“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但在实际上应取领导作用，用团结名义，如抗日救国会等，不取发号施令形式。欢迎各方面派代表来参加。”张闻天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的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博古说：“我们对西安事件，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注：张国焘、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为的要争取群众，我们发言要不轻易的。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的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我们对这一事变要领导，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3日。）
    14日，毛泽东等10人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由张任总司令，下编3个集团军，以张、杨和朱德分任总司令，并主张在联军三部分中提出10个口号，这10个口号没有提到反对蒋介石。15日，毛泽东等15人又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负责人，说明中共一直“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要求他们“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9页。）17日，到达西安并已同张学良进行会谈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他所了解的内外各方面情况，报告“张同意以西北三角团结成推动全中国”，并提出“答应保蒋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次日，又续电报告：“蒋态度开始强硬，现在亦转取调和。”（注：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电，1936年12月17、18日。）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要求，并明白提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1936年12月18日。）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由于对西安和全国的情况比以前更清楚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就能提出更明确的方针，那就是和平解决。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他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客观上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揭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西安事变后，对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是不利的，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报纸上毫无根据地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策动的，不承认它的革命意义。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说：“苏联《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认为等于两广事变一样。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博古说：“这一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方面是一些蒋的部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下而进行更大的内战，一方面是成为抗日战争的起点，我们应争取成为抗日战争的前途，我们应反对转为内战。”张闻天说：“一、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这一立场得到全国的同情，这是完全正确的。二、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上，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张国焘也改变了说法，称：“这几天事变与消息，我们应采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是对的。”（注：博古、张闻天、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结论中说：“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的战争。”“内战的前途一定要结束，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有可能使内战结束。”（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