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认爲，若大斡耳朵爲祭祀历代皇帝之灵的场所，则送葬官当居於此，陵墓当距此不远。根据这个假设，他在阿兀拉嘎遗址附近调查，见其西北15公里伊赫海兰图岩山的东南斜坡上有很多石墓，延伸数公里，最大的直径10米(蒙元时代墓葬通场直径3-4米)；此墓羣周围立着相隔数米的石列，或即彭大雅所谓"忒木真之墓则插矢以爲垣阔逾三十里"的垣基。白石认爲加藤的伊赫海兰图之説根据不足，因爲墓葬形制与史料不合，该处也不是"周围三十里"的场所。白石对阿兀拉嘎遗址的三组建筑作了分析：第一组居中爲内外二重墙的大型建筑物，两边有约四十栋建筑，成弧形配置，西侧发现铁工房遗迹；第二组在其东面低地上，聚集着二十三栋建筑；第三组是西南低地上以7×4间房柱的大型建筑物爲中心的四至五栋。据他分析，一、二组当是1235年以前的建筑，第三组时代在其後，虽不能断定爲甘麻剌所建寺院，但大体可以支持加藤的假説。他以加藤説爲基础进一步分析，阿兀拉嘎遗址的功能後来有些变化，"大斡耳朵"被用爲类似辽代的"奉陵邑"。成吉思汗谋士中有耶律楚材等不少契丹人，当吸收了契丹的风俗文化，阿兀拉嘎遗址发现的契丹型陶器以及建筑物使用"唐尺"均可确定，可能也吸取了契丹的奉陵邑制度。於是他以辽"奉陵邑"祖州、庆州与祖陵、庆陵的相对位置作爲寻找成吉思汗墓地的参照，如果阿兀拉嘎遗址第二、三组建筑物是爲拜祭陵墓而建，则墓地应该在阿兀拉嘎遗址之北。(27)
    白石先生的这个思路富有啓发意义，不过，成吉思汗的葬地是和子孙诸帝葬地分布在同一很大的地区，而且每个皇帝死後入棺，"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无复考志遗迹"的，(28)与辽陵有明显区别，似乎难以类比。同时，鄙见以爲蒙古早期的斡耳朵未必是固定的建筑物，如彭大雅所记"凡鞑主猎帐所在皆曰窝里陀。其金帐柱以金制故名独曰大窝里陀者，其地卷阿，负坡阜以杀风势，犹汉移跸之所，亦无定止，或一月或一季迁耳。"(29)1221年四月底，邱处机从陆局河(克鲁伦河)流入呼伦湖处"并河南岸西行"，"行十有六日，河势绕西北山去"，即到达克鲁伦河上游河曲，沿途所见蒙古人皆黑车白帐，未提河曲附近有行宫建筑物；其後途中所见有辽代城址即做记録，而行经留守的皇后窝里陀，所见景况只是"车帐千百"。(30)耶律楚材《扈从冬狩》诗序"癸巳(1233年)扈从冬狩，独予诵书於穹庐中"；《鼓琴》诗(作於1234年)："宴息穹庐中，饱食无用心。读书费目力，苦思嫌哦吟。"(31)可见和林建城前他在漠北所居仍爲帐幕。1247年张德辉奉忽必烈召去蒙古，其所着《边堠纪行》载，从鱼儿泊(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达里泊)向西北行十九驿，抵一河，"北语云翕陆连，汉言馿驹河也。夹岸多丛柳，其水东注，甚湍猛。……濒河之民杂以蕃汉，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颇有种艺，麻麦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汉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视之，皆苍石也"。(32)据此可知，张德辉到达克鲁伦河上游河曲时，对当地风物民情有细致观察，那里已有汉民居住、耕作，建有土屋；并观察了河曲之北的地形，其所谓窟速吾山，"速"应爲"迭"字之误，即大斡耳朵所在地阔迭额·阿剌勒(荒岛)，与汉言黑山之意颇合。他先从三十里外看到该山，继而逼近观察，但没有提到任何永久性大建筑物。上引程钜夫所载宪宗二年(1252)会诸侯王於驴驹河之上时"河忽大涨，列鼎横溃"，知大会地点应距河不远，且会场应是车帐而非永久性建筑物。断言阿兀拉嘎遗址中心建筑物爲成吉思汗时代所建的大斡耳朵，似乎缺乏文献依据。此外，仅据《祭祀志六》记载中的送葬官"居[葬地]五里外"一语，也难以推论成吉思汗墓就在有祭祀遗物的"灵庙"附近。葬"起辇谷"(古连勒古)地区的至少还有宪宗到顺帝十一个蒙元皇帝，以及拖雷和他後裔中的一些人物，而且"居五里外"説的是送葬官守灵并祭奠三年的地点，三年後就撤回。虽然蒙元诸帝都葬在同一地区，但每位皇帝葬地各有不同，其送葬官守灵、祭奠的地点也不可能是同地。三年期守灵、祭奠处是否建永久性房屋不得而知，但最早的、被定爲"大禁地"的成吉思汗墓，似乎不可能非常靠近建有许多房屋，住着不少居民的阿兀拉嘎遗址。
    二 三处跌里温盘陀，何者爲成吉思汗诞生地？
    上引《史集》讲到成吉思汗出生在斡难河下游的Delūn boldāq之地，从该地到不儿罕山有六天路程。《圣武亲征録》载："烈祖神元皇帝讳也速该。初征塔塔儿部，获其部长帖木真斡怯、忽鲁不花辈，还驻军跌里温盘陀山。时我太祖圣武皇帝始生。"(33)《元朝秘史》第59节所载同，出生地名作迭里温·孛勒答黑(Deli'un boldaq，意爲脾脏[形]孤山)。俄国喀山大学教授哀德蛮(F.Erdmann，德国人)所着《不动摇的帖木真》(Temudschin der Unerschütterliche，1866)依据尼布楚商人玉伦斯基未经核实的报告，説鄂嫩河中游右岸有个地方名爲Delun boldak，位於伊克阿拉勒(Yeke aral)上游七俄里，距科楚叶夫哨所(guard station Kouev)三俄里，就是成吉思汗出生的地方。同时，巴拉弟(Palladii Kafarov，《秘史》俄译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着作集》第四卷)和贝勒津(I.N.Berezin，《史集·成吉思汗纪》俄译本)分别引述尼布楚阿布拉莫夫和布里雅特学者班札罗夫之説，位其地於鄂嫩河右岸，钦丹特堡上游，伊克阿拉勒村的对面。(34)在蒙古考古发掘和研究领域成就卓着的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C.B.Кисeлeв)更确切地指出，成吉思汗诞生地Дeлын Бопдок位於鄂嫩河中游的上察苏切伊村(Bepxний Чaсучeй，北纬50度31分/东经115度04分)附近。(35)其後，苏联考古学家格里申(Ю.C.Грищин)考察了从苏-蒙交界处之北的忙古特(Maнгут)向东北直到钦丹特(Чиндант)的鄂嫩河中游两岸古迹，发掘古居民点遗址六十九处，古墓葬七十二个，遗物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到宋、元都有。鄂嫩河右岸，上察苏切伊村稍西，坐落着风景如画、松林覆盖的谷地Делын Болдок，当地布里雅特人以成吉思汗诞生於此爲荣，还举行过庆典。此处以及河对岸的大、小巴托尔山都发现有许多古代居民点及墓葬，还有冠以成吉思汗名的自然景物如崖壁等；Делын Болдок西约50公里之旧都鲁耳圭(Старый Дурулгуй，北纬50度28分/东经114度22分)发现四处居民点和许多墓葬，铁器及瓷器碎片；再往西之Уcть Иля村南鄂嫩河右岸低处宽阔河谷中的居民点遗址发现有银器物和宋代的中国瓷器；小巴托尔山以东到钦丹特，分布着三十三处古居民点和许多墓葬，从Кунkyр西一处砂石风化的鄂嫩河岸找到宋元时代磁州窑型彩釉器残片。上述发现説明鄂嫩河中游多处分布有宋、元时代的居民点。不过，捷克学者普哈(P.Poucha)在蒙古境内鄂嫩河上游也找到一处同名地，(36)这个地名在蒙古不止一处。(37)蒙古学者多尔吉苏伦和丕尔烈都主张，鄂嫩河上游蒙古国肯特省达达勒苏木境的Делын Болдок是成吉思汗的诞生地，该地附近居民中流传着有关帖木真的许多传説。此地位於达达勒苏木东北约3公里(北纬49度03分07秒/东经111度38分32秒)，往东就是巴勒济河与鄂嫩河汇流处。此处现已被蒙古国人定爲成吉思汗诞生地，并立石碑爲志。(38)此外，蒙古地理学家巴札尔固尔还主张，从达达勒再溯鄂嫩河而上，到宾德尔苏木的拉明窝哈(北纬48度36分/东经110度36分)，该处盆地中央有一显眼的小丘，革命前山麓有一寺，此小丘就是Делыгн Бопдок，寺爲祭祀成吉思汗处。②
    笔者以前编绘蒙古地区历史地图时，主要依据《史集》的记载，参考格里申的考古报告，将跌里温盘陀定点於鄂嫩河中游右岸、上察苏切伊之之西。从此地到鄂嫩河上游肯特山，直线距离约400多公里，以牧民骑行的速度差不多是六天路程。(40)不过，如果按照牧民季节性移营的速度，则六天大约只能走200多公里。看来，将达达勒苏木的Дeлын Болдок定爲成吉思汗诞生地，理由是比较充分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方正是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因分家产不公离开诸兄，独自"顺着斡难河"出走到达的巴勒谆·阿剌勒(《元史》作八里屯阿懒)地面--今鄂嫩河上游与支流巴勒济河(《康熙皇舆全览图》作Balji bira(41))合流间地。至於巴札尔固尔主张的宾德尔苏木境之成吉思汗诞生地，在鄂嫩河上游呼拉赫河(即《元朝秘史》的乞沐儿合小河)一带，该地确实是成吉思汗祖先活动的重要地域，从《元朝秘史》所述十世祖孛端察儿故事中相关的地理方位看来，这里当是传説的始祖母阿阑豁阿及其诸子生活的地方(详下)。但此地距曾克尔河上游仅一百多公里，与《史集》所説从成吉思汗诞生地到他爲自己选定的不儿罕山前埋葬地爲六天路程不合，可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