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区域史观的内亚研究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指出，“讨论文明，就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这也就是说，讨论人类利用这些基本环境所创造的东西-农业、畜牧业、食物、居所、衣物、通讯等等。人类无尽无休演出戏剧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故事的线索并说明了故事的性质。演员可以变换，但布景依然完全相同。”①传统的历史分析，或是着重于时间过程的事实分析叙述，或是着重于地理空间的变化，很少有学者将时间和空间两个要素融合在一起。在布罗代尔的名著《地中海》一书中，他提出了长时段(地理时间)、中时段(社会时间)和短时段(事件史)三种层次的历史时段说，在空间方面他提出“经济世界”的概念，打破了过去以政治和文化为藩篱的界定方式，以一个经济交换体系为分析单位②。这个新的分析单位就是具有时空复合结构特征的“区域”。
    与布罗代尔同时代的美国学者施坚雅则从中国研究的经验上提出了重视经济区域的类似观点。施坚雅认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根据行政区域来认知空间在明清时甚至更为显著。……由于中国知识阶层与官僚机构关系紧密，在他们著书立说时，国家的行政等级区划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描述空间的唯一框架。……这种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空间层次的认识。这种空间层次的结构与前者相当不同，我们称之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③他提出，中国内部区域空间体系中，各区域的经济体系与行政体系并不一致，这是因为各区域之间的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由此施坚雅提出了将中国从地理空间上划分成华北、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等九个经济区的区域体系构想，有力地推动了“区域中国”的研究。
    虽然布罗代尔与施坚雅两位大师关注的区域形态差别显著，一是欧亚结合部的“地中海”，二是东亚的农业社会，但是他们的思想取向却惊人相似。布罗代尔在提出“三种时段”和“经济世界”意义之上，再提出一个具有统摄整合功能的概念：总体史④。施坚雅也提出了“整体史”的取向，“如果要获得对一个文明的历史整体认识，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它的各组成部分的独特而又相互作用的历史”⑤。这种“总体史”或是“整体史”的眼光既不是将历史切割为“条块”的政区史或是民族史，也不是同质性地理单元意义的“区域生态史”，而是一个有分有合的统一性整体，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通过正、反、合三个空间层面的复杂性，去体会和识别“区域”的整体感和独特性。
    内亚既不同于地中海，也不同于东亚的农业区，这是一个特殊的区域。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的广大地区草原、沙漠和森林地带，在横贯世界最大大陆的地理政治和军事历史，以及技术、宗教和物质文化的传播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内亚研究大师丹尼斯·塞诺指出，中央欧亚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大陆边缘地带的独特的文化区。塞诺使用“内亚”一词，这是因为在整个的中央欧亚历史中，欧洲部分的权重远远不能与内陆亚洲的部分相比，内亚的北亚、蒙古高原及中亚才是中央欧亚历史的主要舞台，因此“内亚”有时候就等同于“中央欧亚”概念⑥。中国学者蓝琪进一步指出，“内陆欧亚”或“欧亚中部”作为一个地理名称，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缘界定。在16世纪中叶以前的著作中，“中部欧亚”的范围很大，东西绵延达9000多公里。东起蒙古草原，西至喀尔巴阡山的地区都被称为欧亚中央地带，包括了第聂伯河流域、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和鄂尔浑河、克鲁伦河流域。这片大约20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区域由许多山脉、草原、沙漠、绿洲组成。从地理上看，它不是一个统一体，但从文化上考察，它则构成了一个统一体⑦。本文以赛诺提出的“内亚的北亚、蒙古高原及中亚才是中央欧亚历史的主要舞台”为内亚这一“区域”的时空范畴，视“内亚研究”或“欧亚研究”“中亚研究”为同义语。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者开始采取区域视角对内亚进行研究。张广达先生即是先行者之一，他用“中外关系交流史”路径结合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1985年，他以内陆欧亚的山脉、沙漠、绿洲为区域背景，讨论东西文化交流动力实际上来自人类社会的不同生计方式，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的社会分工⑧。在以交通为中心的考察单元，内陆亚洲在中外关系交流史中不再是“边缘”，而是文化交流中的中心。2008年，张广达先生进一步提出了“陆上地中海”的概念，中古“西域”也就是中亚一带，也是当时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处，仅以宗教而言，中国中原地区的儒家与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因此也可以把它看做是另一个“地中海”，尽管它不是经由海上交通，而是经过陆路彼此往来的⑨。2011年，中亚史家潘志平先生发表文章指出，“区域史的研究应是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当步入现代化，特别是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历史的研究，既应是跨区域跨文化的综合整体研究，同时又是各个地区或区域研究的深入。”⑩指出了中亚史作为跨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并从多维度的视角考察中亚。2013年，笔者倡议将区域史的眼光带入到边疆史的研究中，从区域史的路径还原天山的地方性，给予当地社会一种常态性的认识(11)。将“区域史观”引入到西域史地研究已经凝聚了学者们一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