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新疆既有极端干旱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也有风景如画、壮观秀丽的山脉、绿洲、草原、湿地和湖泊。天山山脉不仅是区分南北两种环境的一条边界线，而且山地本身就兼有两种地理情况，成为两种地理情况交会的地带。
    事件史描述1：18世纪50年代，俄国派遣哈萨克族军官瓦里汗诺夫到西域刺探情报，他在喀什噶尔看到的社会状态具有中世纪的色彩，当地的妇女比其他穆斯林地区地位高。此外，当地的音乐、舞蹈、宗教、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商业市场等具有地方特色。
    事件史描述2：1845年，林则徐勘田南疆时记述当地人的音乐：“城角高台广乐张，律谐夷则少宫商。苇笳八孔胡琴四，节拍都随击鼓镗。”
    最后，是天山融水形成的河流、湖泊等水域空间。如塔里木河、博斯腾湖、罗布泊等。
    事件史描述：以渔猎为生的罗布人在罗布泊附近从事渔猎，这种生活已经维持了数千年。
    ……渔猎民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属于长时段的地理时间运行的结果。
    自18世纪中期以来，清朝对于天山北路的屯田生产、城市建设--定居生活，改变了当地数千年以游牧为中心的区域结构，相当于缓慢变化的自然地理时间，这一变化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与政治层面的剧烈变化不同，与其他空间层面相比较，这一事件影响却小得多，自然地理时间依然在天山南路的绿洲生活中发挥作用。绝大多数绿洲居民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绿洲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他们并不能分清汉人与满人，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绿洲的地域特色并没有中断，还在形成当中，如哈密的瓜、吐鲁番的葡萄、库车的小白杏等依然在经历自身绿洲时间中变化；当时在罗布泊渔猎为生的罗布人，高山上的塔吉克牧人、乃至在沙漠边缘的牧人同样不会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
    一方面，事件史本身要和具体“区域”的时空背景相联系，其社会内涵才能得以表达；另一方面，区域具有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我们强调某一事件时，需要看到其背后的时空结构，否则，就可能掩盖其他层面事件的性质。我们可以把这种多层的时空结构比喻为类似“时钟”的多根指针，“秒针”(政治事件)不停滴滴嗒嗒作响，“分针”(社会事件)摆动相对迟缓，而“时针”(地理事件)的摆动就更为滞后。这种不统一的“变化”节奏构成了我们对于天山“区域史”的多元化和整体性的理解。
    三、统一性与多元性：天山区域史的再诠释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美国边疆研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类学持续而深入地进入到历史研究中。人类学突破将边缘、边疆视为野蛮、未开化的地区，而是给予草原游牧人群、森林居民、绿洲定居民同等的历史主体性，这种取向在麦高文、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等美国学者的论著中体现无遗(18)。实际上，这是把各类不同生态-区域的视角纳入到中国边疆研究，不同中心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成为长城两边南北格局变化的动力，有学者评论，“从这种观察的架构出发，不论是(长城)南部还是北部，都形成了各自的中心，它们之间只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形态差异。双重或多重中心区的概念，支配了这个观察的模式，实际上打破了各自中心说框架的局限。同时，这个观察的视角更重视不同文明核心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论是军事上的攻伐，还是政治上的纵横捭阖，抑或经济与贸易的交流或阻隔，南北相互的联系，成为这个观察模式的突出特点”(19)。同样，我们以南北关系视角看待天山叙事时，却因为天山南部的绿洲如原子式的分布无法形成一个统一性的中心力量，无法构成南北关系的一极。而天山北路是游牧力量的中心之一，如伊犁草原以及阿尔泰山附近的森林草原。因此，一个客观事实是：天山北路有中心，而南路无中心。因而，没有天山的南北关系，而是要纳入到“长城-天山”的历史过程中看，换句话说，只有天山南路的绿洲或附属于中亚的河中地区，或附属于内地的农业区。羽田亨指出，(天山南路)南西北三面被昆仑、天山、葱岭诸高大山脉包围，只有东方是通连着中国内地及蒙古沙漠的盆地(20)。美国学者加文·汉布里也说：“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地区分成两半，这条山链起于阿富汗的赫拉特附近，终止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附近。除了中国的维吾尔人和东干人(回族)外，伊斯兰教的影响被限制在山链以西，而山链以东，则强烈地受到西藏佛教和汉文明的影响。”(21)从地理上看，翻越帕米尔高原与经塔里木盆地东行内地相比，后者显然要便捷得多。
    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一个结论，从地缘结构看，天山南路更倾向于内地，而不是河中地区。这种相关性已经让拉铁摩尔所察觉，他提出了“长城-天山过渡地带”的思考，并由笔者做了阐发(22)，此处不赘述。此外，我们通过天山区域史的简要观察，还有一些新的发现：
    第一，天山不能单向度指向南北对峙的天然界限，不完全等同于游牧民与农业民地理分界，天山作为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的意义明显。这座广大的山脉，混合有北部草原和南部绿洲的双重色彩，应当把它看做是呈现出所谓中间色彩的界线(23)。日本学者羽田亨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文明传播，当然依据交通。这西域犹如自来水的水管，介在水源和龙头之间。水源的水经过水管时，看水管的性质如何，总不能不受某种影响”(24)。正是天山在贯通南北交通、东西交通中，染上了各种文明的“颜色”，成为了“世界文明的宝库”。
    第二，以天山为中心的区域史与“王朝史”叙述范式有差异，中原王朝被视为正朔，与西域地方政权之间的交流往往被视为两个政治体之间的关系，“然而政治体是由不同的民族或族群组成，民族、族群的划分则是由生活方式或文化生活决定的；而文化生活、生活方式则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三组对应的概念是逐次递进的，后者决定前者，一层决定一层，不可僭越”(25)。只见政治关系，而不见区域，就抽掉了历史发生的地理基础，这种历史观至少是不全面的。
    第三，在天山地理的多样性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的时空差异是明显的。这种地域差异多少与“民族”这个共时性的地域概念(如共同地域、共同心理素质等)是有冲突的。在民族史的叙事中，由于只强调民族的“共时性”特征，而忽略其区域差别、使许多历史的真相与边界被“共时性”的“规律”所切割，只见“民族”不见“区域”，同样是不完整的民族观。
    区域史观不是割裂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而是建立更丰富、更有弹性的历史整体观。正如鲁西奇教授总结这种历史观时说：“‘区域多样性’的视角则引导我们努力突破这种单线式的思考方式，更着意于探究不同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纳入中华帝国体制内的根本性需求，分析这些区域自身的历史轨迹，理解其区域特性的形成及其与大一统帝国的一致性之间的差别与关联。”(26)笔者正是在此启发下，呼吁以一种“区域史”观来叙述天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