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一个新兴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近代市民群体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在这里，市民群体是指近代城市社会结构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市民所组成的集合体，主要包括工商业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学生和小业主等。
    一、近代市民群体的产生
    东西方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说明，中国市民群体和欧洲市民等级的产生方式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些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2页。 ）从欧洲中世纪市民的生活方式来看，它首先是以交换关系为生存前提的群体，是脱离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社会阶层。欧洲“城市在其自身发展中，还会改变自身的社会结构，并且产生新形式的社会阶层，历史上，商业城市的兴起，就曾使商人阶级扶摇直上……充任了城市权力结构中的主要角色，开始左右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注：《大英百科全书》1976年版，第17卷，第14页。）市民等级有自己的城市法律、（注：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页。）城市参议会、 军队和自己出资修建的城墙等。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传统城市中手工业和商业的干预和控制，严重阻碍了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展，使手工业者和商人难以发展成为独立自治的市民等级，因此在传统城市中，市民阶层的力量十分微弱，自主意识和抗争的行为能力均非常有限，且与他们原来的乡族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工商业者阶层从未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历史上城市的“早熟”与市民群体的晚出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这里的“早熟”当然不是指象西欧城市那样逐渐孕育出一个成熟的市民等级和市民社会，而仅仅是城市规模的扩大，政治功能的膨胀。中国城市虽然“早熟”，但结构与功能的单一化，城市社会内部分工的不完善，使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城市消费者，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和所有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货币为生存手段的城市消费者，因此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与欧洲市民完全不同。而且城市中的手工业还没有完全从家庭手工业和农业中分离出来。
    在近代城市化的过程中，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和人口的增长，城市中出现了与传统城市截然不同的市民群体或阶层，构成了近代城市社会体系。上海有学者把这一过程称为从传统的乡民、邑人到近代市民的转变。（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政治社会篇》，第4章。 ）他们把近代上海市民分为四个层次：1、资本家，主要来源于买办、 进出口贸易商以及本籍和外地移居的绅商。2、职员， 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①凭籍新式职业谋生的市民阶层，②旧式职业从业人员的转型，③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成批接受过近代教育的青年被纳入各种社会职业。他们认为，职员群体主要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是新旧并存处于转型中的市民群体3、产业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民， 市民和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只占极少数，是一个由乡民汇集而成的市民群体，带有较多的乡民色彩。4、苦力，主要指苏北逃荒来沪的农民， 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而四川大学的隗瀛涛教授认为，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中工商业人口比重增加，阶级结构中出现了新兴阶级，社会组织中业缘关系逐渐取代血缘、地缘关系，家庭结构核心化、小型化，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价值观念趋于强调变革、效率、进取、竞争等等。（注：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绪论》。）在目前的城市史研究中，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下层社会，如工人、苦力、会党、娼妓等，而对城市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上层作为一个群体研究尚嫌薄弱，且较为分散，主要是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分析较多，而不是把它作为市民群体加以研究。
    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的商品生产严重滞后于商品交换。近代民族工业是近代商品市场网络发育到一定程度时的产物。理由是：一、市场积累是近代民族工业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近代中国开埠后，内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市场网络，约有三部分人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首先是经营棉纺织品、金属、日用百货等的商业资本家；其次是经营丝、茶出口的商人及相关的钱庄业主；再次是洋行、外资银行的中国买办通事等。这些人中有不少成为民族工业资本家，其货币积累转化为近代工业投资，如徐润、朱葆三、祝大椿、虞洽卿、王一亭等人大都先商后工，创办实业，其启动资本大都来自于流通领域中市场赢利积累。二、进出口替代是民族工业起步的市场“行轨”。如果说机制缫丝业等是受外贸影响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工业的嚆矢，那么，真正代表着近代民族工业崛起，对中国原有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仿洋机制品工业的兴起。（注：张仲礼主编：《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306页。）近代中国资本家虽未制定进口替代战略， 但它对中国民族工业步入经济发展的大舞台具有强劲的市场引力。进口替代工业一般都是在进口机制货品渗入城镇乡村，开辟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后出现的。由兴商转入发展近代工业是对中国商品市场网络发展作出的积极反应，市场发育促进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育，是城市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当然，沿海沿江城市在这一转变中的灵敏程度有较大的差异，因而这一转变实际上制约着近代区域城市化的步伐，同时也说明近代形成的新的市场网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积极投入这一转变进程中的工业企业家成为市民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即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分子。
    清末民初市民群体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绅士阶层的分化。在封建社会中，“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注：徐世昌：《将吏法言》卷5，第8页。）绅士阶层享有舶役优免权及其他法外特权，所谓“官于朝，绅于乡”形象地说明了绅士阶层独特的社会地位。鸦片战争后，在近代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等因素的刺激下，绅士阶层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分化过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绅商，从而成为市民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绅商，就是指绅与商两者合流之后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随着清末社会的变迁，两者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一方面士绅向商人转化（由绅而商），另一方面商人在取得商业利润后，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通过捐纳制度为自己购得一个士绅的名分和头衔（由商而绅）。以清末苏州总商会为例，一些著名绅商如尤先甲、潘祖谦、王同愈等即为由官绅和科举仕途转为投资经营民族工业；张庆镛、庞延祚、黄驾雄、季筱松等则是由商而绅，清末捐纳制度的泛滥，为由商而绅提供了条件。这种双向互动融合作用的结果，便是出现近代人们习惯上所称的绅商。在清末十几年中，绅商作为一个最有影响的新兴势力崛起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舞台上。
    从绅商阶层的源起来看，它是在资本主义获得一定发展、传统经济伦理发生较大变化基础上，通过绅与商相互渗透、相互合流的方式形成的，它既区别于传统绅士阶层，又相异于一般旧式商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又从事工商业活动，手中握有相当的财力，不仅上通官府，且能下达工商，这是传统绅士所无法比拟的，也使绅商阶层在城市社会结构中成为最为瞩目的在野阶层，是近代城市市民群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白吉尔认为，绅士阶层正失去它的明晰的社会定义，正合并于资产阶级，构成了一个新的绅商阶级。（注：白吉尔：《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资产阶级》，《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4辑，第43、45页。）但总的说来，绅商是“一个界限含混的精英阶层”。（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民国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72页。）
    毫无疑问，在清末民初，传统士绅阶层“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注：冯兆基：《晚清军事改革引起的社会反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辑，第18页。）除了向商人和资本家转化外，其分流的途径还有如从军、加入下层劳动者的秘密结社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转化为近代新知识分子群体。新的教育制度和途径造就了一大批有文凭而没有希望进入传统仕途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成为新闻记者、医生、律师、编辑，相当一部分则受聘短期合同到新式学校任教。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19世纪末诞生于沿海通商口岸的新式知识分子很少与农村和官僚发生联系。他们相对处于社会边缘状况，这种地位赋予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与通商口岸中成长起来的其他阶层相比，这些新知识分子对自己处在两个对立世界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处境感到难以胜任，他们程度不同地摒弃传统社会，却又在萌芽状态的新社会中难以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是一个不受任何思想约束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易于接受任何新的反叛思想，是所有改革和革命的后备中坚力量。正是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自己全部的力量传播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向通商口岸的上流阶层提供了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政治态度的社会改革或革命的口号。
    新知识分子（也称新知识精英阶层）是市民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玉法先生称其为“革命的领导阶层，”（注：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41页。）并认为所谓新知识分子，是指在学识和见识上能超越传统的知识分子。除了近代绅士阶层转化这一途径外，还有海外留学和国内新式教育机构培养出来这两个重要途径。从1872年中国正式派遣学生留洋，至1911年为止，各省派留学生约3320人，加上自费留学的，共有数万人。（注：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42-43页。）国内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数量更为可观，据民国初年教育部的统计，1911年全国各类学生达2933387人，1914 年为3643206 人， 1916 年达4034893人。（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第865页。）在近代，敏感的学生群体对于迫临的社会危机，常常率先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自觉的民族责任感和从家庭和职业的世俗义务中摆脱出来的相对自由，使他们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成为市民群体中积极批判社会现状的主角，在20世纪初，从他们当中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和态度最为明朗的激进主义者。
    在市民群体的内部结构中，理应成为其核心部分的近代产业资本家在人数上占绝少数。商业资本家的人数大大超过产业资本家，他们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很活跃，所占的地位和影响也很突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近代工业的不发达和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同时，新式知识分子在人数上又大大超过工商资本家阶层，成为市民群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其作用和影响也大大超过近代资本家阶层。1912年全国加入商会的商号有19.6万个，商会会员仅20万人（注：王笛：《试论清末商会的设立与官商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而1911 年仅学生人数就达29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