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民群体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清末民初，市民群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1895－1905年、1905－1911年、1911－1920年。 笔者之所以这么划分， 其依据是1905年和1911年是这个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关节点。
    张玉法先生认为，崛起于1850年代末期，以迄于1894年间略具现代思想的中国新的领导阶层有两类人：一为在野的知识分子，一为政府官员。他们间或鼓吹或倡导引进西学、摹仿西艺，但并不具备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能力和决心。有的知识分子因有现代知识为政府所用，如容闳，有些政府官员因办理洋务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如李鸿章，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应政府之邀宠，自己并无做“新领导阶层”的抱负。（注：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动向》，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七卷，第8期，1974年8月。）但1895年以后则情况大有不同。甲午战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民族资本主义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绅士阶层的分化尤为明显，出现了改革派和革命派充当新的领导阶层。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下，绅士们首先对社会现实进行了认真的思索，意识到“非输入新学术，不足以济时艰”。（注：《革命人物志》（台北），第3集，第219页。）先前鄙视实业，藐视商界的观念遽然改变，于是，绅办之苏州苏经丝厂、苏纶纱厂、杭州通益公纱厂、无锡业勤纱厂、通州纱厂等相继兴办。在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致力于改革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虽然最后归于失败，却使绅士阶层进一步分化，从而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市民群体。
    对于这一初具规模的市民群体来说，1905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头，因为在这一年中，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如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科举制度的废除、商会的成立等，足以说明市民群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群体自觉意识，开始进入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
    1905年，清政府颁布诏书，正式宣布废止科举考试，从而给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划上了句号。科举制度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支柱之一，与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紧密相连。它的废除，导致中国社会中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这对市民群体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彻底切断了绅士阶层与国家在制度上的关联，进一步促使绅士阶层的分化，同时也为市民群体建立新的国家-社会关系提供了条件。科举制度的废除，加上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败以及国库的空虚，使士绅失去其优越地位，其特权也大大削弱，通商口岸的商人们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领导城市社会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富有创新的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之间的融合也更加显著了。1904年初，清政府颁行《商会简明章程》，谕令各省设立商会，到1905年，全国共创设商务总会和分会约70个，以后逐年增长。工商资本家阶层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之后，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得到了加强。1905年发生的反美爱国运动便是商会成立后，商人阶层与市民群体中其他分子一起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性斗争。在上海总商会的倡议下，全国各重要城镇均行动起来，相继掀起抵制美货运动，持续时间8个多月。 虽然运动中表现出市民群体身上的一些缺陷，运动最后也失败了，但市民群体的这种斗争精神却是极为宝贵的。在1904-1905年收回利权运动中，市民群体同样是积极的参与者。1905年之后，市民群体更为活跃。最为突出的便是1909-1910年的全国性国会请愿运动。在立宪派领导下，以清末咨议局为中心，市民群体广泛参与，全国掀起了国会请愿的热潮，先后进行四次，时间长达一年之久。这次运动采用和平请愿的合法斗争的方式，运用群众游行示威、学生罢课等手段，以巨大的声势迫使清政府缩短成立国会的期限。对于身处国外的革命派来说，1905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革命派力量的联合，对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形势的推动，最后爆发辛亥革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1905年是市民群体在发展过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不仅组织程度，而且其群体意识自觉方面都有极大的长进。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政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政府实际上被商会和同业公会联合管理了几个月。（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787页。 ）这说明市民群体具备了一定的管理国家政权的能力，也初次尝试了夺取政权后对中国社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由于市民群体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及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市民群体无力填补在清政府被推翻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也并没有使自己长期累积起来的权力变得更加牢固，更无法使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加以制度化，最后让军阀成为主宰，出现军阀割据政治的局面。尽管辛亥革命失败了，但1912年后市民群体仍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市民群体总体实力较前有所增强，而且与19世纪70年代处于发轫初期的民族工业状况相比，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在各个行业中涌现出一批重视技术、懂得管理、善于经营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大多是在同外国资本的长期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工商企业家不仅在人数上有了大量的增加，而且在他们身上，现代性成分也更加浓厚了。清廷被推翻，使绅士与君主制的联系彻底切断，这个阶层的分化和最后消失的趋势已不可阻挡。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新知识分子队伍进一步壮大，而且其素质也明显提高，他们通过对现实和理论的反思，价值观念有了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便是市民群体中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体对辛亥前后的各种思想文化运动的一个总结和提高，这场思想启蒙运动进一步深化了原已初步形成的资产阶级市民文化。
    1911年的辛亥革命对市民群体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促使市民群体的总体力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从1912年后成立的各种社团组织来看，要比辛亥之前多得多。以江苏省为例，1912-1921年警察部门对省会、苏州、淞沪三地结社情况进行调查上报所得的数据分别为319、 245、208，共752个，加上1912-1919年各县结社641个，总数达1403个。可见当时结社之盛，这说明市民阶层的群体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市民群体内部暴露出来的问题（如分裂状况）仍没有解决，从其历史地位和对社会的影响上看，反而是下降了，最后在革命中让位于社会下层的无产阶级，由其承担起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