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西对撞：触及明代“舆图世界”的两种力量
    明代对“天下”及“大一统”政治地理空间的图绘，虽然依旧沿袭前朝旧法，但在图绘“世界图像”的过程中，明显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明代对域外地理空间的探索和西方地理知识的传入应是两种最为主要的触动力量。
    (一)明代对域外地理空间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古代对“华夏”周边族群及其地理空间的描述，早在《礼记·王制》关于“五方之民”的描述中，就已初步具备了民族志叙事的雏形。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在中国正史中正式开创对华夏周边民族作传的叙事传统。这个被后世奉为经典、历代相沿的叙事传统，为我们保留了有关中国边疆民族、周边国家和地区大量的资料与信息。但客观而言，在明以前的历史地理类文献中，除了法显的《三十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赵汝适的《诸蕃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周致中的《异域志》等不多的几部外，以中外交通或域外世界为主要记述对象的著作并不是太多。
    相较于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地理文献，明以前有关域外地理志书的稀缺，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域外世界地理的关注与探索实践尚显得十分不足，即使是元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嗣们有征服世界的经验，也未从根本上改变以我为中心对世界地理的认识，传统的力量依然顽强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到了明代，一个具有官方行为的重大历史事件--郑和下西洋，似乎为其认识域外世界开启了一个别样的窗口。
    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拉开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序幕。郑和奉旨下西洋，其目的和动机向来多有争论，但“宣德柔远”应是可讨论的一个历史使命。因为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治理天下的理念中，基于大一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观”，大多数的王朝和君王都会强调“君临万邦”、“敷德四海”的政治理念，尤其是在王朝建立之初或者新君即位之时，都会一次又一次地诏告天下，宣谕其政治理念。永乐皇帝即位之时，其在给礼部的诏谕中就明确强调：“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故而要令“远夷知尊中国”。(15)郑和受命于皇帝的大规模航海，当担负着这方面的使命。关于郑和船队“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16)“宣布纶音往夷域”(17)的航海使命，在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研究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已多有论及。如费信说：“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18)马欢说：“圣明一统混华夏，旷古于今孰可伦。”(19)这种以我为中心，对“天朝上国”恢宏气势的夸耀与自豪，所传达的无疑是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和“华夷观”相关联的一种理念。
    郑和下西洋作为中西交通史上的壮举，它留给后人太多的文化遗产，与此相关联的域外地理著作(20)和《郑和航海图》也提供了更多探讨的课题。结合本文的论旨，必须看到的是，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和人员，七次远航至东南亚、印度洋以及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地区，在古代航海史上，无论是参与航行的人数、规模、航程均是无与伦比的，航行中所访问过的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个。郑和船队每到一地，除了正常的商贸活动外，搭建“海外诸夷”与明王朝之间的联系，宣谕大明王朝之威德，理应也是一项非常重要内容。所以，从中外交通史和明朝人对域外地理空间的认识来看，这种“通四夷”的锐意举动，无疑也应是明代世界意识的一种反映，尽管这种地理空间的扩充与延展，可能对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观”并未造成实质性的改变，但毕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触动力量。
    郑和航海后，明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和交往，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不断扩大，相应的有关域外地理的著作也不断涌现。这当中，明代南昌人罗曰褧编撰的《咸宾录》，作为明代一部中外交通的史籍，以北、东、西、南四个方向分别叙述了与明朝有交往的周边国家、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情况。题名“咸宾”，具体是指周边的朝贡来客，“录”字面上为“记录”，实为“志”，所以《咸宾录》实际上是关于明代朝贡之国的志书，它有别于之前的“四夷考”之类的著作。罗曰褧编撰此书的目的，四库馆臣认为，是“欲夸明代声教之远，故曰咸宾”。(21)此评说，仅点中题中之一义。其实，在为此书作序的刘一焜看来，罗曰褧的《咸宾录》，“稽统者观其常，防微者观其变，怀柔者观其仁，驾驭者观其智，宾贡者观其礼，文告者观其信，兵戎者观其武”。(22)此七“观”，道出了撰著者现实的政治关怀。因为罗曰褧生活的明代，国势衰弱，边患严重，民族关系紧张，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各国各族的关系，已是非常迫切的事情。又如1520年黄省曾根据《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针位》等书资料编撰而成的《西洋朝贡典录》，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记载了占城、真腊、爪哇、三佛齐、满刺加、浡泥、苏禄、彭亨、琉球等九国，中卷记载了暹罗、阿鲁、苏门答腊、南浡里、溜山、锡兰山、榜葛剌等七国，下卷记载了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忽路谟斯、阿丹、天方等七国，总共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海外23个国家的情况，是研究明代的中外关系和航海史的珍贵资料。1536年黄衷编撰的《海语》，也是研究16世纪东南亚史地和中国南洋交通关系史的文献。
    以郑和远航、“沟通四夷”为契机，明朝中后期大量有关域外地理著作的涌现，其本身就反映当时人们对域外世界的关注。这些著作对域外各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社会历史状况的记载，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海外地理知识，凸显了明人的世界性意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著作在记载域外地理的同时，还对中外交通史、中外贸易及中外文化交流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联性。(23)
    明人较为宏阔的世界地理视野，在《明史·外国传》也有一定的反映。《明史·外国传》虽然成书于清初，但它记述的是明代的事情，实际上反映的是明中后期及清初人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在《明史·外国传》中，一共记载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的在历史上曾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划或属国，如安南、福余、泰宁、朝鲜、暹罗、旧港等；有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鞑靼、瓦剌、兀良哈等；有的是与明朝保持朝贡关系或者是向明朝派遣传教士的海外国家，如吕宋、文莱、古麻剌朗、满剌加、榜葛剌、忽鲁谟斯、祖法儿、意大利亚等。虽然说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外国，但较之以前正史中的《外国传》、《四裔传》和中外交通史籍，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更为多元和新鲜的世界地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