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学东渐：从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到艾儒略的《职方外记》
    在明代的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对全新世界地理知识的描绘和艾儒略《职方外记》对世界地理知识的系统阐释，无疑是一种对明朝传统的“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带来巨大冲击的力量。
    公元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历尽艰辛来到广东肇庆，随后在肇庆建造了一座耶稣会教堂，并在教堂客厅的墙上展示了一幅西文标注的世界地图，图上中国和东亚位居“远东”。后来，利玛窦在知府王泮的请求和支持下，以西文地图为基础，使用投影技术，扩大原图图幅，在图上标注汉字重新刻印，名为《山海舆地图》。这是一幅完全按照西方地理观念制作的地图，图中传递了地圆学说、地球球形形体、五大洲观念、五带划分、经纬线、投影法等新鲜的西方地理地图学知识，使中国人首次较为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地图学知识。《山海舆地图》刻印之后，利玛窦在中国大陆传教、生活期间，又数次受各地官员、好友的请托，先后在南昌、南京分别编绘了《舆地山海全图》和《山海舆地全图》，在北京编绘了《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和《东西两半球图》，加上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一共是六幅中文世界地图。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坤舆万国全图》。
    《坤舆万国全图》绘制完成于1602年，以地球为圆球，运用西方椭圆形等积投影绘图法，采用三色将已知的世界编绘于一体。全图由六屏装裱而成，通幅纵179厘米，横414厘米，总面积为7.41平方米。图的主体部分为椭圆形的世界地图，较为清楚地绘出了亚、非、欧、美及南极洲的基本轮廓和一些山脉、河流、海洋等地理要素，同时以小插图的形式在图之边角附载了九重天图、天地仪图、赤道北地半球之图、赤道南地半球之图、日月食图等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图的海洋部分绘有各种帆船9艘，鲨、鲸、海狮等海洋动物15头。南极大陆上绘有犀牛、象、狮子等陆上动物8头。(24)图之“中国”部分，则是广泛地参考了《大明一统志》所附各图、罗洪先的《广舆图》、喻时的《古今形胜之图》以及《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杨子器跋舆地图》等当时明代比较有影响的舆地图。
    利玛窦在中国期间基于“地圆说”所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上面绘有赤道、两极、南北半球、五带以及五大洲的名称，传递的是西方全新的世界地理观念，它首先触动的是中国传统的固有观念。虽然在中国古代对地球天体的认识中，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地动”、“地游”、“浑天”等零星的认识，甚至在蒙古至元四年(1267)，还有一位名叫札马鲁丁的学者，在中国制作了刻画着经纬度的木制地球仪，而且地球仪上已采用绿色和白色分别表示水域与陆地的面积，但这些思想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25)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是“天圆地方”的观念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基于这种观念，人们大都相信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国居于大地之中，为“天下”，“天下”之外的“四海”岛屿，为夷狄所居之地。这种中心与边缘的方形或同心圆结构模式，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人对世界认知的模式。正因为如此，对于长期固守“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念，并以“中国”为中心来构建“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的大多数明朝人而言，要完全接受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些明朝士大夫看来，利玛窦所传播的是“奇技邪说”，一时间，怀疑之声、抨击之词、嘲笑之言，甚嚣尘上。
    事实上，从最初受王泮之请绘制《山海舆地图》到最后受李之藻之邀编绘《坤舆万国全图》的过程中，利玛窦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两种世界观念、两种知识体系的冲突是避免不了的。为了缓解这种冲突给他带来的影响，也为了使尽可能多的明朝人接受他的学说，他采纳了明朝官员的建议，对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作了相应的变通处理--他把子午线从世界地图的中间向西移动170度，使中国的位置正好处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以迎合中国人传统的“中央之国”的视觉欣赏习惯。同时，在绘制中国部分时，他不仅广泛参阅了明朝比较有影响的舆地图，而且还亲自翻阅了大量的地理学资料，力求做到尽量准确。利玛窦的努力是成功的，他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可以说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中，是较为全面的，尤其是东亚部分。利玛窦刻意凸显“中国中心”的变通处理，也帮助他避免了不少麻烦，并最终获圣旨进京定居，方便了其传教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展开。
    由于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从根本上触及了中国数千年建立起来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体系，挑战了“天朝上国”、“天朝中土”的权威，对顽强地固守“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多数明朝士大夫而言，是很难接受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利玛窦向当时的中国人传递了“五大洲”、“万国”概念及“地圆说”，让中国直观地意识到，在广阔的世界中尚有许多以前不知晓的国家存在，中国只不过是“万国”之中的一国。这种全新的地理知识，对当时中国的地理学界、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重新寻找天下体系的合理性依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使中国人从天下观向世界观迈出了可喜的一步。(26)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利玛窦带来了西法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使得中西地图学知识有了交流、互动和历史性的对话，尽管由于传统的力量太过强大，这种反馈互动的机制并未建立起来，但是在同时代一些中国学者的地理学著作和知识体系中，不仅注重收录、参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27)而且已经有了粗略的世界地理的观念，对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法国等西方各国的地理位置有了大致的认识，如明代佚名氏的《地舆总志》，作为当时受西方地理学思想影响而编撰的一部简明世界地理，其内分亚、欧、美、非四洲，(28)有了一种世界性的意识。
    如果说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只是简略地介绍了西方世界的地理知识，那么艾儒略《职方外纪》则可以说是第一部系统阐释西方地理学、地图学知识的重要著作。
    1610年，也就是在利玛窦于北京逝世的年底，他的同胞艾儒略在澳门登陆，后来一路北上，踏访了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北京、山西、陕西等许多地方，结识了不少地方士大夫和官员。艾儒略在中国生活期间，他一边传教，一边译介西方书籍，共出版了《万国全图》、(29)《职方外纪》、《西学凡》等二十余种中文著作，其中尤以《职方外纪》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