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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岭东学者杨毓辉、杨史彬的洋务思想(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 范耀登 参加讨论

三设议院,以通下情
    1893年冬,杨史彬作《议院利害论》,采用辩论的文体,从十个方面系统地驳斥了所谓中国不必开议院,中国不能开议院,中国无法开议院等守旧论调。杨史彬写道,在中国谈开议院,“言其利者一人,言其弊者或十人;谓其益者百人,谓其害者千人,”守旧势力远远大于革新势力,“苟不举其间利害,推阐详明,将何以破浮言、成大局?”他将反对设议院的言论归纳为十条:一、开议院“则君无权,官无权,而权在议员”,于是,倒行逆施之弊就会发生;二、议院乃泰西之物,中国开议院,“盖用夷变夏,贤者所耻也”;三、开议院,步西人之后尘,将为西人所轻视,有害无利;四、开议院,倘如法、美,不免弊端百出;五、俄国彼得大帝,曾私访欧美各国,凡各国的有利之图,无不仿行,独不立议院,如果议院确实好的话,他为什么不仿行呢?所以中国也根本不必设议院;六、中国幅员广阔,不同于西方,即使开设议院,也难通下情;七、西方议院,实权操于少数宰辅,君与民均无权,“所利者官耳,君民有何利哉?”八、苟立议院议员薪俸是个不小的数目,时事多艰,筹款不易,这笔钱从何而来?九、在中国,“天下之利,御史得据事直陈;天下之害,御史可危言相阻,是言官之设,利益良多,何须再立议院,以滋流弊乎?”十、利不大不图,利不远不为,“议院之设果能大而远乎?”
    对于这十条,杨史彬一一具体驳难,并藉此论述了中国开议院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其所述观点跟时贤王韬、郑观应等洋务思想家不相上下,甚至有所突破。他驳斥开议院是“用夷变夏”的论点时,所据理论即是“礼失求诸野”的说法;驳斥开议院如法美则弊端百出的论点,所持理论也是沿袭了王韬、郑观应的君主制权偏于上,民主制权落于下,君民共主最为善美的那些通行说法。当然,他的驳论中也有一些是较有见地的。针对所谓中国幅员广阔、议院难以行通的说法,他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可以仿照英国立绅之法,“英之城乡市镇每一地段分立士绅一二人,将地方利病曲直随时布诸同院而上陈之”,中国如照此法,于各州郡县,遍立绅士,“随时采访情形,达诸议院,何难利益溥于天下乎?”针对所谓开议院后议员薪俸难于筹措的说法,他认为,上议院多王公大臣,他们本有养廉,不需增加开支,而下议院议员,所需薪俸不多,不难筹措,再说,兴办如此大事,于国家有大益,花一些钱也是理所当然的。针对所谓中国已有御史言官,无需再设议院的观点,他指出,言官与议员是两回事,言官既不明大局情形又往往揣摩时趋,专看皇帝眼色行事,而议员则“行见大局,不致束缚”,可以直陈胸臆,议论大发。御史是代表君主行使职权的,言官也是从根本利益上维护君权的,而议员则是代表民权的,这大致指出了专制制度下的言官与议院制度下的议员之间的本质区别。
    杨史彬还具体论述说,学习西方,哪能仅学科技,而将西方政治体制摒弃于外呢?“泰西之富强,大都由于议院。其始立议院者,仅一二国,继而各国闻风兴起,莫不创立,藉通君民之情。……且使议院为西法,而上有以利国,下有以益民,亦当采彼所长,补我所短。不然,电报轮船,西法也;造枪炮,用机器,西法也,何不闻一概绝之?可见事之有裨大局者,原宜创行,初不必分乎夷夏。”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有利于民众的利益,西方的政治管理体制如议院,也不妨引进。引进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呢?他进一步论述说:“法美之制,固不当从,可从者,莫如意荷英德之制”,即选择君主立宪制。日本“近来尚设议院,励精图治”,可资学习。又说,“盖必设立议院,政可以有得无失,官不敢舞弊营私,民间有疾苦之情,立能上达,天下遇灾荒之事,不壅上闻,何难庶绩咸宜,百废俱举。然则议院之利益,诚可谓无穷矣”。“可见议院之行,诚为当今之急务”。
    值得指出的是,杨史彬眼中的“意荷英德之制”,即君主立宪制,在近代是非常进步的。它与民主共和制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都是以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自由民主论、三权分立学说为基础的。不过,他对这种政治体制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朦朦胧胧的。如议院职能,他认为主要是起咨询、通上下之情的作用,而不是定宪法,兴民权的立法机关。他说,设议院后,“中国政事,议员能辩论是非,而不能发号施令。盖议员所司者,议事之职耳,朝献一治安之策,夕陈一富强之谟,务使利害之关键阐明,得失之机缘无隐,是其所职。若事之行否,仍须国家批准,方可照行,否则议员无擅行之理,安得谓君无权乎?”可见他们眼中的议院制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民主制,而主要是传统的重民思想。他说:“盖古之为政皆重民,《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言国以民为重也。又曰众心成城,言既重民,斯能得民心也。设使堂廉高远,下情或不能上达,虽欲重民而无自,虽欲得民而未能矣。故说者谓中国亦宜设议院,达舆情、采清议,以追乡校之遗风。”(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779页;第833-837页; 第829-833页;第781-785页;台北版。)他们对西方议会制的精髓尚缺乏了解,主要用传统的重民思想来附会议院制度。在那个闭塞的时代,要彻底完整地理解西方政治体制及其动作过程,以及与之相宜的社会文化土壤,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康梁变法之前,主张学习“意荷英德之制”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是君主立宪论的先声,仍然具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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