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历经多年讨论，在近年大致推翻了中国帝制时代后期为“封建社会”的判断，开始更多地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来考察该时期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基本性征。相关研究中包括笔者近年提出的明清时代中国“帝制农商社会”说。该说认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在国家体系方面的基本特征是，在多民族的大国家统一体框架内，保持着皇帝--官僚制度和残余形态的贵族制度……这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成分，按照重要性程度来排列，主要是农业、商业、手工业、牧业。农业既是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的基础，又日益增多地卷入市场经济关系中去。商业是连通乡村与城镇、边疆与内地、国内与国际市场经济生活的纽带。手工业部分控制在政权体系之下，部分以私有制方式经营，部分作为乡村人口的副业存在，能够满足国内城乡市场的需求，并且有大量产品供应国外市场。牧业是边疆地区的主要产业，是边疆人民生活和与内地经济交流的基础，并补充内地对于牲畜等的需要。这种多元经济体，要求不同产业、区域、群体之间发生由公共制度保障的产品交换，因而商业是其内在的结构性要素--而非异己的要素。从社会组织方面看，帝制农商社会中除少数贵族继续拥有世袭特权，最居优势地位的是士、商两个阶级--恰好对应权、钱支配关系的膨胀，而士与商的融合也在悄悄地发展，逐渐向形成‘绅商’支配结构的方向演变……明清帝制农商社会中包含多种变量，绝不是‘停滞’的。它前面有资本权力膨胀、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市民阶层壮大、社会自由扩大、乡村被城市吸附和支配的直接前景，但没有代议民主制和工业化的直接前景。它带着帝制的框架向农业、手工业为首要基础的商业化社会渐渐演变，但于19世纪中叶，因强化的外力刺激而偏离了自己原来的轨道”。①这些概括性的判断，有的经过实证角度的考察，有的则主要是通过立足于中国历史本身来重新审视明清时代社会状态这样的视角而在常识性历史知识基础上做出的归纳，仍需要不断诉诸实证检验和逻辑推敲，进行修正。出于对前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做出进一步的检验、修正的目的，对明代中国的“开放”与“闭锁”性征进行梳理分析，是本文的目标之一。
    本文的另一个目标，是从明代对外关系总体格局角度，对中国学术界和诸多西方学者中一直回响着的明清时代中国“闭关锁国”说进行批评。关于中国明清时代闭关锁国的看法是中国历史长期停滞论的一个支脉言论--长期停滞的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闭关锁国，闭关锁国又强化了中国的长期停滞。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说法，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用“停滞不前”之类言语判定中国历史特征之后，成为西方思想理论界看待中国历史的基调。亚当·斯密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们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关于其农业、工业和人口众多，与当今的旅行家们所描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也许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中国就已经达到了充分富裕的程度。”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③在这种语境中，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也说过：“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④他们提出或重述此类看法的时候，欧洲知识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并未建立在足够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却一起构成了很长一个时期欧洲人中国意象的基调。在这一意象基础上，20世纪西方学者魏特夫提出了解释中国历史特色的古代东方专制主义说，后来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又在其阐释亚洲历史的论著中，尤其是在对中国与日本近代史的对比中，以及展开其中国近代化依赖于西方刺激的模式说中，继续强调了明清时代中国的封闭性。另外，20世纪前期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出于服务于本国对华政策的意图，刻意强调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封闭特性，以便为其染指中国事务提供某种合理性的话语支撑。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主流学者在中国历史是否停滞问题上有所争论，但大都为强调现代中国的革命性兴起而延续了明清时代中国封闭性的看法。其后，西方和中国学术界都对先前漠视中国本土发展机制的成见做出了一些批判性的反思，明清中国封闭说声音趋于降低，但持此类基本看法者仍不乏其人。⑤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在晚近时期出现了许多考察明清时期中外交往的著述，实际梳理出了更为生动具体的明清中国与外部世界关联互动的画面，但是对于该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却还没有明确的总体论说。⑥在此基础上，对明清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做出明确的判断，是必要的。
    如前所述，明清时代中国的商业经济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处于上升态势，当时的社会组织方式也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庶民化、流动性、自由度，当时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心态也具有一定包容性。这种具有很大活性的社会在逻辑上说，内部与内外之间都会有大量信息、物质置换行为，很难会是高度封闭的。从“话语”角度说，明清两朝的官方文件乃至史籍中，都并未使用“闭关锁国”、“封闭”这样的语汇。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可能并不具有自我封闭的政策取向或者文化倾向。当时也并不存在一种外在力量迫使中国封闭。关于明清中国封闭性的论说，夸大了当时中国的封闭性征，忽略了同一时期中国社会也具有的开放性征。然而，明清时代的中国，也肯定不是“开放社会”，综合考量，应该概括为有限开放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