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用为葡萄牙人工作的华人仿制西式火炮，到自己大批量制作并应用西式火炮，明朝在自己的军事体系中实际以很快的速度和很大的力度推广了西方军事技术。这种军事技术，在明后期政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制作、使用过程，也自然导致了知识、技术、观念的一些变化。
    中国古代使用多种材质货币，多数情况下多币种并行。宋、元社会，古老的铜钱一直行用，白银也具备流通货币功能，同时政府竭力推行纸币。有时布帛等实物，也会被充作交换媒介使用。明初大明通行宝钞与作为辅币的铜钱并行。但纸钞不久落入持续贬值漩涡，铜钱又不便大额交换，官方与民间逐渐更多使用白银，到正统时期政府承认白银合法流通。正当中国对白银有大量需求而国内产量不足情况下，进口白银为中国货币体制的全面转化补充了重要条件。
    海外输入白银构成明后期社会白银流通量的大部分。晚明给事中傅元初引据先前何乔远请开海事疏再论“开洋禁”，内有：“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夷人铸作银钱独盛。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得其银钱。”(69)当时大量白银通过以吕宋等地为据点的欧洲人经营的北美、欧洲、亚洲三角贸易流入中国。据梁方仲先生估算，“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70)根据贡德·弗兰克的研究，“从1560年到1640年，欧洲从美洲获得19000吨白银(巴雷特的估算)，另外有1000吨以上白银从太平洋上运走。而日本的白银出口就多达8000吨或9000吨。也就是说，在28000吨的总量中，日本就提供了8000吨或9000吨，将近30%”。(71)万明认为，中晚明时代的中国作为最大的白银需求国，通过其对外贸易推动白银成为国际通用结算货币，从而推动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她对20世纪30年代以降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重新梳理，形成对明代白银输入量的综合判断，认为，从1540年代到1644年的约100年间，平均每年由日本通过东南亚输入中国的白银约为75吨，合计7500吨左右；大致同一时期的欧洲经果阿输入中国的白银共约5000吨；由美洲经太平洋通过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白银共约7620吨。(72)上述统计数字虽有差异，但皆表明海外输入白银构成明后期社会经济的重要成分。(73)
    中国可能很早就有糯玉米种植，(74)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美洲输入的玉米品种和番薯在明朝后期的中国普遍种植，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粮食产量。农业总产量的提高，为17世纪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基础。关于这个问题，珀金斯、何炳棣等学者已有研究，此处不赘。(75)
    此外，自鸣钟、眼镜、望远镜之类也已经出现在晚明时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与此同时，在新航路开辟之后，中国瓷器、漆器、丝绸等产品大规模输入欧洲，引起欧洲对中国手工业制品的好尚和更大规模的持续需求。国家通过陆路保持了频繁往来。
    明朝初年宣布海禁政策，是针对倭寇侵扰而行的国防政策，不是对外总体政策。明朝在外部威胁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放松海禁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明朝并无自我孤立于外部世界的意愿或价值取向。有明一代，海禁时紧时松，多数时间段内对外贸易依然进行。明朝官方与外部世界往来最正式的方式是朝贡。朝贡关系的核心在于确认和重申政治认同，附带发生商品交易。这种关系用现代国际关系准则衡量，固然有明显的国家间不平等特色，但却承认各国存在空间，是有别于纯然弱肉强食逻辑的秩序格局。明代中国在区域世界中的主导地位也表明了当时中国之非孤立的立国方式。与招徕朝贡相关的郑和下西洋活动，是高度积极的对外交往活动，无论如何，体现出明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动倾向。
    在官方主要出于边疆防御原因对民间对外贸易采取消极政策的情况下，私人海外贸易实际上向日益活跃的方向发展，到了明朝后期，私人海商已经形成庞大的势力，实际控制了中国东南沿海和海域的秩序。这并不体现明朝官方对外交往的积极态度，但却能够体现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体系的对外开放性。
    明代中期，正值欧洲国家在新航路开辟之后积极展开对亚洲殖民和贸易的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势力在中国南部沿海建立据点，拖动中国更深卷入世界贸易体系。明中期以降，中国社会体系中发生的若干重大变化，具有国际背景。其中最为凸显者，一是大量美洲、日本白银通过贸易进入中国，推动了中国货币体制的变化以及明朝国家财政体制的变化；二是西方火器被明朝军队采用，大量制作，在晚明多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玉米、番薯等西方作物在中国广泛种植，促进了中国农业总产量乃至人口数量的上升。此外，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促成了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体系之间空前切实深入的、也是后来再未中断的交流乃至汇通，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社会生活，也深刻影响了欧洲的人文景观。这些都是比明朝政府时或实施的限制私人外贸活动的政策更能体现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实质的重大事实。
    明代中国通过陆路，与东北、北面、西域周边区域保持了密切联系，并主要通过西域沿边地方政权，保持了与中亚多国的政治、贸易往来。这种往来，也在朝贡名义之下进行，但比起从海路入明朝贡的外国，重要的差别是要经过中国西部边缘区域政权或羁縻卫所控制的广大区域，因而其过程与中国边缘区域对中原核心区的联系汇流，其间民间商业交往的成分比一般朝贡贸易更为丰富。
    综上考察，可见明代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征。这种开放性情态应该被视为明代中国在社会形态意义上并非“封建”的一个印证。以层级分权和更具体的人身附庸性为特征的封建社会，从逻辑和历史上说都更倾向于自然经济和地域自足性，因而更倾向于封闭性。明代中国的帝制体系，弱化了世袭贵族地位，包括其对于人口的直接控制权，使得广大空间范围的地域社会与其外部构成经常化、多途径的关联，拥有本人身体基本自由权的人口比例也远多于封建社会，因而较强的流动性是这个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个时代交通条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方式中对非本地产品的需求，已经一定程度地超过了“自给自足”的水平，许多外来事物逐渐内化成为这个社会体系要素。这个社会并没有理由完全拒绝外来的事物，实际也没有主动拒绝外来的事物。外部世界，尤其是比邻近诸国更远地区的国家，并未构成对这个社会存亡的根本威胁，因而这个社会无需为安全的考虑而自我隔绝于外部世界之外。周边国家的一些挑战，主要是来自日本的侵扰，能够促使明朝做出的反应，限于在其沿海地区布防和实行断续的“海禁”，并不足以迫使明朝对所有外国断绝往来。
    针对以往将明清时代中国描绘为“封闭”社会的论说语境，我们不能不明确指出当时中国所具有的开放性。但是，又不能不指出，这种开放性是有限的，明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其重要的原因，首先也在于帝制体系对社会的强控制需求，要求其对外来事物保持警觉和一定的限制，以防造成国内社会控制的松动；其次在于中华文明演进的中原核心区与周边区域之间在长期互动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展现出明后期中国与欧洲在思想、文化、科技、信仰等层面正在发生深度的交流。同一时期由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玉米、火器等，已经成为晚明社会生活中难以或缺的外来物质。此时，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也在迅速增强，中国的思想、文化、产品都成为欧洲、东南亚、日本等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要素。此般中国，不是封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