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见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四百，第4332页。
    (23)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见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四百，第4332-4334页。
    (24)如据明实录记载，正德时期曾经允许“四夷”随时贸易：“海外佛朗机前此未通中国，近岁吞并满剌加，逐其国王，遣使进贡，因请封。诏许来京，其留候怀远驿者，遂略买人口，盖房立寨，为久居计……近因布政使吴廷举首倡缺少上供香料及军门取给之议，不拘年分，至即抽货，以致番舶不绝于海澳，蛮夷杂沓于州城，法防既疏，道路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而突至也。乞查复旧例，悉驱在澳番舶及夷人潜住者，禁私通、严守备，则一方得其所矣。礼部覆议……以后严加禁约，夷人留驿者不许往来私通贸易，番舶非当贡年驱逐远去，勿与抽盘。廷举倡开事端，仍行户部查例停革。诏悉如议行之。”见《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四，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
    (25)徐学聚：《报取回吕宋囚商疏》，见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三，第4727-4728页。
    (26)相关一般情况可参看张彬村：《美洲白银与妇女贞节：1603年马尼拉大屠杀的前因与后果》，载朱德兰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八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2年，第295-326页。
    (27)如前引徐学聚书行文，明朝官方把当时在吕宋华人基本都看做商贾。然而其中包含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工及其他移居者。
    (28)本文讨论的是明代情况，其后清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也应概括为有限开放。大致而言，清最初13年间没有实行海禁，当时私人海外贸易应较自由。到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清朝发布禁海令，针对的是郑成功势力的威胁。顺治十八年，清朝又下达迁海令，将东南沿海30里内和各岛居民迁移到内地。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统一台湾，次年海禁解除，而且通商口岸增加到4个，包括云台山(后改为上海)、宁波、漳州(后改为厦门)、广州。乾隆时期，改为广州一口通商。从顺治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三年，不过28年时间，约占清代267年时间的10%，即使相对于鸦片战争前的时间，也不过占七分之一。而且，从顺治十三年禁海令文本来看，实施海禁的原因还是为了对付国内政治对手，而不是刻意隔离中外关系。清朝初期27年的海禁不足以表明当时的中国立意自我封闭，也不会造成整个中国近3个世纪的事实性“封闭”状态。
    (29)参看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30)如庄国土认为：“所谓的‘朝贡制度’，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虚骄的自我标榜和官吏文人为取悦皇上的阿谀奉承，以及海外诸国统治者或官员和商人以朝贡名义谋求经济利益。”见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
    (31)洪武四年冬，安南国王遣使入贡。礼部侍郎曾鲁取其表文副本查看，“前王乃陈日熞，今表曰叔明”。追问之下，“使者不敢讳，盖日熞为叔明逼死而代其位，中心怀惧，故托贡以觇朝廷意。上怒曰：‘岛夷乃狡狯如此。’却其贡不受”，见《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七，洪武五年十二月壬辰。
    (3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朝贡“是国内基本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将中央--各省的关系延续扩大到外国和周边，将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作为连续的中心--周边关系的总体来看待，并将其整体作为一个有机体制来把握”。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页。这样的分析，在注意到朝贡体系的国内、国外关联意义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把明清时代中国的基本统治关系归结为地方分权是需要商榷的。而且，这样的讨论，过分淡化了明清时代中国的国家意识，淡化了中国内部关系与其对外关系的差别。在此问题上，笔者同意万明在相关研究中指出的，明朝前期的对外政策已经展现出将周边各国视为“国家”的观念。参看万明：《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万明：《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
    (33)其实直到今天，国家大小强弱依然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中影响各国的影响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是大国，小国、弱国仅可做非常任理事国。超级大国依然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和事实上更大的发言权。
    (34)朱元璋：《皇明祖训》，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64册，第167-168页。
    (35)滨下武志称：“根据《万历明会典》，朝贡国的分类如下：即‘东南夷’(上)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等18国。”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第35页。然而所引(万历)《明会典》卷一百零五中相应部分如较完整引出为：“[东南夷上](见《祖训》及《职掌》凡二十国)《祖训》列不征诸夷：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浡泥。凡十五国。《职掌》所载，又有琐里、西洋琐里、览邦、淡巴、须文达那诸国，与祖训稍有不同。”见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一百零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71页。这里的问题是，滨下武志误把《明会典》根据洪武时期形成的《皇明祖训》、《诸司职掌》开列的“不征”之国，解释成了“朝贡国”。洪武时期的明朝没有与日本建立朝贡关系。
    (36)《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六，洪武五年九月甲午。万明对此问题有详细梳理和分析，参看《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