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如《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五，嘉靖十一年二月丁未条：“命工部增造佛朗机铳，颁十二团营演习。”《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一，嘉靖十五年九月辛巳条：“以铜铁佛郎机铳二千五百副，分给陕西三边。”《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六，嘉靖十六年正月戊戌条：“给陕西三边熟铁小佛朗机三千八百副，铜旋风炮三千副。从总督刘天和请也。”
    (64)《明神宗实录》卷二十三，万历二年三月辛丑。
    (65)《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壬寅。
    (66)《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壬辰。
    (67)《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天启二年三月庚戌。
    (68)《崇祯长编》卷六十三，崇祯五年九月乙巳，《明实录》附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
    (69)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兵部一》，第719页。
    (70)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见梁方仲：《梁方仲文集--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62页。
    (71)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06页。
    (72)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73)大量白银输入推动白银成为明代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之过程，已经诸多学者讨论，然而此种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处于商品经济发展中的明代中国恰好获得了大量货币，还带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关于后者的考察尚未充分。此处亦难展开讨论，容待后议。
    (74)参看向安强：《中国玉米的早期栽培与引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此说尚有争议。
    (75)参看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世界农业》1979年第4-6期；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宋海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76)朝鲜亦在明朝东北方向，相互交往水陆并行，其关系特质已在前节交代，此处不再讨论。
    (77)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一百零七《礼部六十五·朝贡三》，第579页。
    (78)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外国传·西域四》，第8598页。
    (79)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五《亦力把力》，第494页。
    (80)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外国传·西域四》，第8607页。
    (8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第284页。
    (82)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外国传·西域四》，第8601页。
    (83)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外国传·西域四》，第8601-8602页。
    (84)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外国传·西域四》，第8602页。
    (85)关于陈诚出使西域的情况，参看王继光：《陈诚西使及洪永之际明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西域研究》2004年第1期。
    (86)万明对此有详细研究，见所著《傅安西使与明初中西陆路交通的畅达》，载《明史研究》第二辑，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132-140页。
    (87)篇幅所限，本文考察的主要是明代的情况，清代情况容另为文，然从基本趋势而言，两代在对外关系基本格局意义上说，连续性大于断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