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当时的葡萄牙人与中国通商的环境和舆论都趋于和缓。庞乃明研究指出，葡萄牙与明朝建立的贸易关系与西方人来到亚洲之前的朝贡关系并不相同：“1554年，葡萄牙特许到东方的船长苏萨通过与广东地方官员的接洽商谈，终于得到他们允许，葡萄牙与中国开始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朝贡贸易关系的新型贸易关系。这种中葡之间寻求确立的新型国家关系与传统朝贡关系明显不同，可以看做是明朝自身对于自己一贯奉行的朝贡外交模式的局部修正。此一修正虽然力度不大，范围也极狭窄，但它却是中国由古代外交模式向近代外交模式进行艰难转折的开始，此后之明清王朝虽然仍旧坚守朝贡外交模式，但在处理中欧国家关系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种模式。”(53)这一分析是颇有见地的。
    葡萄牙人的对华贸易活动带动了澳门地区的兴起。(54)葡萄牙人开辟了多条国际贸易航线，包括：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日本；澳门--马尼拉--墨西哥；澳门--东南亚。(55)比葡萄牙人稍晚来到中国沿海的西班牙人也很快成为与中国贸易的西方商贸对象。晚明人评论说：
    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段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若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56)
    西班牙人在16世纪后期占领吕宋岛，随即寻求与明朝贸易。西班牙人的努力受到更早开始在广东沿海与华贸易的葡萄牙人的阻挠，转向闽浙方向发展。1626年，西班牙人用武力占领台湾北部作为对华贸易的据点，直到1641年被荷兰人赶走。如此，西班牙人在明代后期也已成为中国与东亚、南亚，乃至欧洲贸易的中介者之一。荷兰人也在明末来到中国东南沿海，曾一度占据澎湖、台湾，参与了当时的亚洲海上贸易，并试图长期占据中国台湾。
    从中欧贸易角度看，明代中国通过贸易所联系的地理范围和社会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这主要不是中国政府推动的结果，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却在这场具有早期全球化性质的全球贸易体系建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没有中国作为重要产品生产输出国和白银货币推动国，欧洲对于整个亚洲的航海与贸易动力会大为萎缩，欧洲的社会变局会放缓，整个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开放性也会削弱。
    五、天主教士来华及晚明时代的中外物质交流
    明代中后期，来自欧洲的事物在中国社会逐渐增多。其中突出者，除了主要由耶稣会士传入的天主教以及西方科学知识以外，还包括火器、白银、玉米等。
    1549年，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开始在日本传教。1601年，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定居北京，并建立天主教堂，尽量附会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传播天主教教义。他把“God”翻译成“上帝”，称其学为“天学”，身穿儒服，融通儒学与天学，将《万国舆图》介绍到中国。这种努力，切实打动了当时中国儒家士大夫中许多精英人物，大学士徐光启认为天主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西方“格物穷理之学”可以帮助中国富国强兵。他和利玛窦合译介绍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几何原本》，参考西人水利著作写作了《农政全书》中的水利章。王徵与传教士邓玉涵(Joannes Terrenz)合译了《远西奇器图说》，介绍物理学原理和简单机械构造；李之藻随利玛窦学算法，写成《同文算旨》。崇祯二年(1629年)，钦天监推测日食发生错误，于是由徐光启主持，吸收西方人参加，对《大统历》进行了修订。当时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大多得到中国学者的润色方才出版。晚明虽然发生个别排斥耶稣会士的教案，如南京教案，但就主流而言，明末中国士大夫是以比较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学术、文化乃至宗教的。耶稣会士东来之前，欧洲主要通过《马可·波罗游记》了解中国。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出版《中华大帝国史》，该书不是作者亲历见闻，主要通过辑录当时在欧洲能查见的文献编辑成书，大致体现大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前夕欧洲人所了解的中国。晚明大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以后，欧洲人通过传教士的书简、回忆录以及大批翻译并西传的汉籍，相当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国家社会状态，以及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利玛窦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就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本国。故明代后期是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大大拓展的时期。
    进入明朝的欧洲事物中，火器是当时文献记载最多者。明朝对欧洲火器的了解当发生在正德时期葡萄牙人试图在广州一带立足展开贸易的时候。嘉靖三年，南京守备魏国公徐鹏举等上疏“请广东所得佛郎机铳法及匠作。兵部议，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架，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造之。诏可”。(57)可知嘉靖初年，明朝人已经开始自己制造佛郎机铳。到嘉靖八、九年间，因都御史汪鋐奏请，开始大批制造佛郎机炮、铳。《明史·兵志》载：
    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朗机者，国名也。正德末，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58)
    明实录亦载嘉靖八年末汪鋐疏请如式制造佛郎机铳，兵部覆议后，“诏铸造三百，分发各边”。(59)嘉靖九年，提督沿江巡捕总兵官崔文又奏请模仿广东制式制造蜈蚣船，“置佛郎机其上，以便冲击”。诏可。(60)嘉靖九年，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又言，北边设镇置军守御，然而，“每当虏入，卒莫能御，……盖墩台初无遏截之兵，徒为瞭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备，所执兵器不能及远，所以往往覆败。为今之计，当用臣所进佛郎机铳，小如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一铳，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三铳，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星列棋布，无有空阙，贼将无所容足，可以收不战之功”。(61)疏入，兵部尚书李承勋等覆奏曰：“佛郎机手铳诚为军中利器，宜申饬各边如所议修墩堡，拨军士，给发教习，为守堡守墩之具……”(62)此后，佛郎机火器遂成为明朝军队的重要武器，尤其在北部沿边一带，使用更多。(63)万历初年，总督蓟辽都御史刘应节题讨火器，工部“查得京库厂局收贮火器，专备防护都城，听京营官军关领，例不发边。独该镇密迩京师，自隆庆元年以后，破格量发数次。今仍于盔甲厂动支见贮铁佛朗机二千架、鸟铳四百副、夹把枪二千杆，并各随用子铳、铅弹、火药、药线等项，听差官领回。其兵仗局题欲添造合成造中样铜佛朗机铳三千副、大将军十位、二将军七十九位、三将军二十位、神炮六百六十九个、神铳一千五百五十八把，补造中样铜佛朗机铳一千二百副、小铜佛朗机铳五十副，并各随用子铳、铅弹、火药等项，定限三年之内尽数报完。诏可”。(64)
    可知嘉靖到万历初年，北京军事防御已经大批量、多品种使用西式火器。其后直至明末，西式火器一直大量使用。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兵部尚书薛三才核查了京营现有战车火器，“查得……火器枪炮原额七万九百九十二具，内查堪用者止四万六千余。近以辽左告急，借发三千六百具，止存堪用者四万二千余具”，(65)可知当时明军配置火器枪炮甚多。天启元年(1621)四月，刑部尚书黄克缵疏请演习“神器”，内中力称西式火器的军事效用。(66)天启二年三月，工部统计了万历四十六年起至天启元年止发往东北前线的火器总数，计有：
    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飞电四将军三百八十四位、捷胜五将军四百位、灭虏炮一千五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八位、连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鸟铳六千四百二十五门、五龙枪七百五十二杆、夹靶枪七千二百杆、双头枪三百杆、铁鞭枪六千杆、钩枪六千五百杆、快枪五百一十杆、长枪五千杆、三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旗枪一千杆、大小铜铁佛朗机四千九十架、清硝一百三十万零六千九百五十斤、硫黄三十七万六千二百八斤、火药九万五百斤、大小铅弹一千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八个。(67)
    崇祯时期，明朝继续制作佛郎机等西式火炮。崇祯五年九月，宣大总督张宗衡奏报近期制造各类火炮，数目仍然很大。
    先造佛郎机母炮一百具、子炮九百具，业已奏闻。兹又造佛郎机母炮一百具、子炮六百具、小西洋炮一百五十具、灭卤炮一百具、鸟枪三眼枪各一百杆，俱在营练放外，又有山西造成未运到小西洋炮一百具，前后大小子母炮共计二千二百五十具。(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