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朱曼华的《王茂荫宅内读书记》。据王璜《王茂荫后裔访问记》一文得知，朱曼华是上海《时事新报》馆的一位编辑，其家乡就是歙县的义成村，该村朱姓最多，王姓人占少数。朱见到王璜的《访问记》一文后，随即呼应了一篇《读书记》，回忆了他童年在王茂荫宅内读书的情形，并就他所了解的王茂荫的故乡和后人的状况作了一些补充介绍。并记述了约在民国四、五年时作者与王茂荫之后裔--主要是王采南之子和子侄辈同学读书时的情景和一些感想。读之使人对义成该地和对王茂荫后裔境况有了全面的了解，也是一份有价值的研究王茂荫的参考读物。
    5.吴晗首次系统研究王茂荫，发表《王茂荫和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长文。1937年3月吴晗在北平写此文时， 曾在该文中提到系统研究王茂荫和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的动因。该文共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在第一部分中，吴晗指出了多种版本《资本论》中有关翻译的错误。“原文中的Reichsassignate日本高昌素之译本第一卷页九六译作帝国纸币， 陈启修译本作‘大清帝国纸币’，郭译作‘官票宝钞’都是错的。前两个当时根本无此名词，郭译错了一半，对了一半。因为官票和宝钞是两种东西。Reichsassignate指宝钞而言，并非官票。”第二部分， 吴晗介绍了王茂荫的生平简历，以及他从咸丰元年初拜监察御史后一直到去官这一时期内不断进呈奏折，上书言事的情况。并认为“王茂荫生长在徽商的社会里，又长期家居，他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深受徽商的影响，在政治上自然而然成为商人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以开钱庄典铺为主的徽商的代言人，卫护他们的利益。在讨论官票宝钞和大钱的时候，处处为商人特别是开钱庄、典铺的徽商说话。”这一观点后来引起了争论。在第三部分，作者着重分析了王茂荫与咸丰时代币制的关系问题，极力主张施行钞法以挽救或缓解当时的财政危机，但又反对铸不兑现大钱的制度的情况。第四部分内容论述了花沙纳和户部为一派主张行钞与王茂荫主张行钞的实质的不同，王之行钞主张提议要点全被搁置，遭咸丰帝申饬后调兵部的过程，以及花沙纳和户部实际行钞的实际后果。这一部分行文最长，是全文的重点。第五部分内容论述到银票颁行后，钱法派提议鼓铸大钱，王茂荫又上折极力反对，他指出了铸大钱的弊端和必然导致的后果，后为事实所证明，清政府大钱制未行通，只好“悉复旧规”，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就此结束。吴晗此文，具文较长，原文名《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币制》，先发表在1937年《中国社会经济集刊》第五卷第三期上，1956年编入三联书店出版的《读史札记》一书中。笔者认为吴文代表建国前对王茂荫研究的最高成就。
    第二阶段：从新中国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即1949-1976年，历经27年时间。这一阶段内，对王茂荫的研究总的说有进展，但研究的内容仍然只是局限在生平家世和货币理论方面。从这一阶段王茂荫的研究状况来看，有这么两个特点：
    1.介绍王茂荫的文章见多。这类文章严格说来，并不是研究性的文字，但为王茂荫研究造了势，使更多的人了解王茂荫这个历史人物的基本情况。
    2.开始了学术争鸣。60年代，人们对王茂荫是否代表商人的利益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吴晗在《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一文中说：“王茂荫生长在徽商的社会里，又长期家居，他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深受徽商的影响，在政治上自然而然成为商人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以开钱庄典铺为主的徽商的代言人，卫护他们的利益。”（注：吴晗：《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页。）巫宝三也认为王茂荫的钞币理论无论在思想方面与叙述形式方面，其见解的实质“是从商人利益出发的”。（注：巫宝三、冯泽、吴朝林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科学出版社第214-220页，巫宝三文《略说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对此，叶世昌和高鸿志等人提出了异议。叶世昌于1962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上著文《王茂荫代表商人的利益吗？》，旗帜鲜明地认为“王茂荫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封建政权摇摇欲坠的时节，奏请行钞，动机是为了替封建国家解决财政困难，筹措反革命战争的经费，决不是为了商人的利益”。咸丰时两种理财思想的分歧，“一种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思想；一种是适可而止，不为已甚，适当兼顾人民利益的思想。前者只考虑封建国家的眼前利益，企图用强力推行钞法，以救燃眉之急；后者考虑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企图顺应客观可能，使钞法永远推行下去，而目前也获得一定利益。后一种思想，在当时的形势下，当然被最高统治者视为异端。王茂荫之受到申饬，是并不奇怪的。决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思想实质上代表着商人的利益，而不是封建国家的利益。……货币理论的正确，并不能改变他企图替反动统治者筹措反人民战费的实质。”高鸿志于1962年12月29日在《安徽日报》上也发表《王茂荫和他的发行钞币计划》，认为虽然咸丰指责王茂荫替商人说话，后者在奏折中也有“不应病民、亏商”等语，“但实际上他的发行钞币计划并不是代表商人的利益，而是完全为封建统治阶级着想的”。文中指出两点理由：“首先，王茂荫提出发行钞币的主张，就是为了挽救在农民革命严重打击下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这与他的许多反对平太天国革命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其次就以他的有关币制改革主张本身来看，也决不是站在商人的立场。”“咸丰之所以责备王茂荫，主要原因是前者连一文钱也不肯拿出来，要求搜刮越彻底越残酷。两者在掠夺人民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手法和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
    3.编选了王茂荫的部分奏议和有关资料，并对王茂荫的货币理论进行介绍。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巫宝三、冯泽、吴朝林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一书，该书第三章第二节为“王茂荫”。这一节中，收录了《王侍郎奏议》中的8 个奏折。同时附收了巫宝三先生《略说王茂荫的货币理论》一文。在该书中的附录二《清实录中嘉、道、咸三朝经济政策资料（1796-1861）》中也有若干涉及王茂荫的资料。对王茂荫的深入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4.少数个人系统深入研究王茂荫问题。建国后至文革前潜心研究王茂荫的，当首推谭彼岸先生和巫宝三先生。谭彼岸先生于1952年在《岭南学报》第12卷第一期上发表《“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长文，近6万字篇幅。据谭先生在文末所记，该文初稿写于1937年，1951年11 月15日修正于岭南大学。由于《岭南学报》当时发行量极小，所以该文只有很少人读到。笔者为读到此文，也是费尽周折最后才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并复制到的。正因此文难找，所以虽然谭先生此文对王茂荫研究细致，但实际影响面并不大，一般只能从别人写的文章中偶然提及而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