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一文从题目来看，显然接着郭沫若《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而讲的，是对郭氏提议研究王茂荫的响应。全文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考证”、“由道咸的货币改革运动说到的王茂荫的纸币主张”、“王茂荫与咸丰朝的货币膨胀政策”三个部分而展开，并附有王茂荫肖像图和钱、币图资料。在第一部分里，谭彼岸先生就马克思《资本论》一著各种版本对于王茂荫及相关的翻译情况作了详细探究，他依据大量史料，考证出是俄皇派驻北京的教士巴达第把王茂荫的行钞主张和受到皇帝申斥的故事介绍到俄国文献中去的。 巴达第原名加发（TheArchmimandritepalladius），1839年俄国组织第12届教会布道团到北京， 他是布道团的成员之一。1840年，巴达第到达北京，他先攻汉文，先后留居北京十多年，期间正是王茂荫任户部右侍郎发行官票宝钞，再议钞法的时期。巴达第当时任俄罗斯使馆的提调，俄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对华外交文牍不少出于其手。由于他经常出入理藩院，因此能探知清廷对王茂荫申斥处分的消息，从而成为《俄国驻北京的大使馆的关于中国的研究》中的资料的。这一说法得到后来研究者的采纳、认可和引用。在第二部分里，谭先生花了很大笔墨对咸丰朝币制改革的争议和历史背景作了详细的考证。并与吴晗先生一样，把币制改革持不同主张的官员截然划分为“银钱派”和“钞币派”，并分析各自的意见和主张，并将王鎏的纸币主张与王茂荫的纸币主张作了详细的对比研究。第三部分分述了咸丰朝的银钱膨胀政策，咸丰朝官票宝钞的发行过程、流通过程、阶级性诸问题，其考证是详实的，其论证是充分的，为后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总之，谭先生的长文虽然当时能读到的人很少，但他在王茂荫的研究上应占一席重要的地位。
    巫宝三先生的突出贡献是他首次对王茂荫的货币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前述《略谈王茂荫货币理论》一文中。在该文中，巫先生认为：（1 ）王茂荫对于当时货币问题的基本主张是“以数实辅一虚，行之以渐，限之以制，用钞以辅银，而非舍银而从钞”。“无论本地异乡民人，有持钞至者，或作交钱粮，或兑换银钱，均即如数兑交。……他主张发行兑现的钞币，而反对发行不兑现的官票和宝钞……王茂荫的这种发钞理论，旨在防止钞币的滥发和贬值，和维持金融与商业的正常活动，也是力求合于银行券发行的经济规律的”。（2）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实质上是从货币商品的金属币出发的， 无论他主张发行可兑换钞币，或反对发行不兑换和铸行低值铸币，都以实足的金属币为其归趋的，都保持其在理论上的一贯性。在当时近代货币制度和信贷制度尚未建立，和在当时清朝腐烂统治之下，他的这种理论，是有其科学性的，是使他对于当时实行的恶性货币政策的抗争增加战斗力量和说服力量”。（3）王茂荫的钞币兑现和流通理论， 是和他的发行钞币目的相矛盾的。王茂荫是为封建统治筹款而提出他的发钞办法的，但又主张把发钞所收银两的半数作为兑现之用。王的做法是利用发钞作为封建国家搜刮民间白银的手段和加大封建国家财政上的开支能力，不过对发行加发限制而已。巫宝三先生的研究为后来的学者研究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他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争鸣，推动了对王茂荫的研究。
    总结这一阶段对王茂荫的研究，还需要说明的是：（1）1964 年中华书店出版有赵靖、易梦虹二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一书，书中设有一节专门分析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到1980年该书的修订本中又扩设为一章，内容有了较大补充，故把赵、易二先生的研究纳入第三阶段叙述。（2）第二阶段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小阶段， 即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其中文革期间王茂荫的研究形成绝响，同整个学术研究一样，处于一个冷冻期。
    第三阶段：文革结束至目前，即1977-1997年，历经了20年时间，其下限可以顺延。这一阶段是王茂荫研究的全面深入时期。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特点：
    1.王茂荫的家世、生平研究又取得新突破。根据《王侍郎奏议》和《王茂荫行传》等文献，对王茂荫入仕后的情况记载颇细，但对王茂荫家庭出身，尤其是王茂荫本人13岁之后，33岁以前的事迹则语焉未详，但根据王茂荫的后裔王珍先生（原屯溪市商业局干部，1997年故）和陈平民先生考证，王茂荫原出生在徽州的一个茶商之家，王茂荫在入仕之前，也曾于1830年到其祖父和父亲在北通州的“森盛茶庄”管理过一年。（注：参见陈平民、王珍：《王茂荫出身于徽商之家》，载《徽商史话》，黄山书社1992年版。）在这之前，他曾于南闱多次报考举人未中，直至而立之年，仍然是个“秀才”。在北通州经营店务一年之后，适逢北闱恩科取士，遂以监生资格应京兆试而中举人，次年又参加会试，连捷进士。了解王茂荫这数考不中经营店务的人生经历，对王茂荫研究无疑具有相当的作用。
    3.王茂荫研究资料搜集和整理出版又取得新进展。如《古籍研究》杂志1987年第1期刊发了由汪庆元先生标点的《王待郎奏议》遗稿6篇，这6篇是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王茂荫奏折未刊稿。对此6篇未收入《王侍郎奏议》的原因，刘序功曾在《安徽文博》上撰文分析认为：《论将革员效力片》、《请将张凯嵩发往营差委片》、《诱饬察看发往军营各员片》“系一般官吏的考核任用问题，可以删去，以省篇幅”。《论李嘉端及庐州团练片》、《请查办军营功赏虚冒折》、《论刑威好恶折》则因奏议中涉及到一些“权势极大的重要人物”，后二疏系“恭折密奏”，“故亦不敢雕板问世”。以上这些原来未收的奏议被汇集到新版《王侍郎奏议》“卷十一·补遗”中，同时，在新版《王侍郎奏议》“附录”中，还搜集了王茂荫的“致曾国藩函”、《清史稿》中的“王茂荫本传”、由曾国藩所作的《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二级谕赐祭葬显考子怀府君行状》和旧版本的《王侍郎奏议》旧序，新版本《王侍郎奏议》可以说是搜集王茂荫奏议和有关资料最全的一本，这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徽州地区徽学研究会编《徽学》第一期中就刊发有王茂荫的一首诗，题为“潞河待渡曰占”，诗云：“垂杨两岸绿毵毵，几处停舟不挂帆。满地斜阳人待渡，思归遮莫到江南。”类似的资料应该还有，有待发掘，这些资料对王茂荫研究都是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