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下同）的进程，以往的有关研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器物层次阶段，戊戌维新使它开始进入制度层次阶段，五四运动使它转变为文化层次阶段。这种说法，就这三次运动的主体目标取向而言不无道理，但是就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和这三次运动的实际成效而言并不全面，亦非尽然。从戊戌维新的实际成效来说，它作为一次政治制度变革运动是不成功的，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主要是进行了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在思想文化上，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国民素质上，它启动了人的现代化工程；在社会建构上，它引发了现代团体活动和意识；在经济秩序上，它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
    一、戊戌维新与科学、民主的启蒙
    戊戌维新时期传播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是人所共知的，无需赘述。这里所谈论的是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引入和传播对现代化所必备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启蒙作用。
    戊戌维新时期传播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活动，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甚或更早的教会的文化传播活动，不过那时以传播自然科学为主，且仅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则只限于个别早期改良主义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影响有限。五四运动时期打出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而使这一传播活动达到高潮，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开始从传播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启蒙的开始。戊戌维新时期则开始了较为广泛的西方科学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众所周知，戊戌维新时期是西学广为传播的时期，维新派不仅提倡学习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推广了这些已版译著的传播面，而且开始自己选择有关西方名著，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中国人自己译介西学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潮流。
    维新派的广译西书活动，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精神、民主原则和自由平等观念。这在严复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译介西学时，除了介绍西方各种科学知识之外，更注重传播科学精神和民主原则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指出：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的命脉所在，不是工于技巧、精于计算，而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即科学的追求真理精神和民主的以公治天下原则。而此两者得以通行是由于有“实寓所以存我者”，即以实现人尽其才为目的的自由制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在传播科学精神方面，维新人士认为科学所以是致国富强的命脉之一，不仅在于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更重要的是在于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科学的这种精神，严复除了以“黜伪而存真”作了概括之外，还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具体解释这种精神说：“西学格致”（西方科学）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页。）这就是说，科学以寻求真理为目的，而真理的建立以实验为依据，以实践为验证，以实事求是为方法。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与国家富强的关系，他在《原强》一文中说：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不仅在于其人民的“德慧术知”先进，而且在于办事用人都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其“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科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因此，“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因此，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致使西方国家由贫弱转为富强的本原。
    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为何能致国富强的道理，严复还作了不少具体的分析。在科学与富国的关系上，他认为西方各国经济发达，除了得益于科学技能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使之立于必盛之地。他指出：西方各国把这种科学精神“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这是因为，科学的作用不仅仅是“求知未知，求能不能”的掌握生产技巧，“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即造就深思熟虑，不骄不躁、诚信求实的从业品质。如此，科学技能与科学精神结合，使西方各国民众的“德慧术知”远胜于中国，“故凡其耕凿陶冶，织衽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22～23页。）在科学与强国的关系上，他认为以科学之精神治国则国强，反之则弱。他说：“名（逻辑学）、数、质（化学）、力（物理学），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曰：‘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于通理公例违行故而。”。（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9页。）他又用斯宾塞（锡彭塞）的群学（社会学）理论阐释说：积人而成群，集群而成国，把各种群体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强盛，但是要治理好群体就必须掌握和运用群学，而要运用好群学则先要掌握各种科学原理。这是因为，“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非为人天地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否则，“格致之学（科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