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明确了群与会的关系。会就是会社，也就是社会团体，是维新派“群学”理论的最后落脚点。维新派认为结群必须集会。康有为在组织强学会时就强调说：“合群非开会不可”（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33页。）。梁启超也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一，《变法通议·论学会》。）。他们还以群的种类来划分会的种类。梁启超说：“西入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如农学会、矿学会、工艺学会等等（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75页。）。谭嗣同说：“士会于庠而士气扬，农会于疆而农业昌，商会于四方而商利孔长。各以其学而学，即互以其会而会”（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7页。）。既指出了士、农、商各有自己的学，均有自己的会，也指出了不同业别的会各有各的成员范围，各有各的功能作用。严复说：“群有数等，社会（即社团）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注：严复译：《群学肄言》，卷首，《译余赘言》。）。这就是说，团体是人群中按照一定的规范组合的群体，而且这种团体在商、工、政、学各界中都有之，其最重要的意义是最终形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维新派的这种群与会关系的论说，不仅已认识到学科、业别是团体存在的基础，而且已把人类的自然群体与社会团体区别开来，并指出了团体与国家的关系。
    由此可见，维新派的“群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团体的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社会意义，虽然尚不完整，但已显示出现代团体学说的基本原理。
    维新派的这种“群学”理论，不仅在本系统之内互相交流，而且通过他们所办的报刊广泛宣传，为许多有志之士所吸收。正如时人所言：“识时务者，罔不争相淬厉，深痛国耻，以合群之力挽将倒之澜”（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80页。）。“闻风兴起者益多，各省志士争相醵资，合群以讲新学”（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95页。）。”群学”理论的传播已成为戊戌团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正是从这种群学理论出发，使维新人士认识到，组建学会可以为维新运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培养和联结广大维新人才，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从而强化了团体意识。与此同时，还增强了维新人士组建学会的自觉性，使数以百计的各种学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开来，也使戊戌时期的学会组织初步具有现代团体的特性。（注：参见李文海：《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闵杰：《戊戌学会考》，《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维新人士所传播的群学理论及以此为指导的组建团体活动，不仅开启了中国人自建现代团体的先河，而且为此后中国现代性团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冲破了封建势力对民众结社活动的禁锢，使中国民众的现代团体意识由此萌生和发展起来，并朝着结社自由的方向努力。诚如梁启超所言：“先生（康有为）曰，吾所以办此会（强学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大有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途径也。后卒如其言，……先生所欲开之学风，渐萌芽浸润于全国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六，第63页。）他们所传播的群学思想亦为后世所吸收发扬，主张集群联合以救国图强的呼乎日益高涨，成为各界人士组建团体的一种重要指导思想。如1906年有人在主张推广商会时说：“商者，人群之人。商之群安在？曰在公司与商会。”“商会者，联众业以谋公益，借以互保其私利，群之大而合者也。”（注：《论公司商会宜力谋推广进步》，《商务报》第53期，第37页。）又如1908年有人在动员全国各界联合起来挽救国家危亡时说：“国之兴也，必其一国之人，上自国君，下至平民，人人皆求其国之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人人皆求其国之所以富而不自甘于贫，夫而后士农工商兵皆各尽其心力，联合为用，以争胜于学战、农战、工战、商战、兵战之世界。”（注：《华商联合报序目》，《华商联合报》第1期，第3页。）
    四、戊戌维新与经济伦理的初步资本主义化
    所谓经济伦理，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经济成份和经济主体的地位关系和行为规范。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就是确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确认民众个人和经济单元的利益不可侵犯的地位，并鼓励民众个人和经济单元追求自我利益，提倡发展私人企业，从而造成一种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机制和思想意识。这种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伦理的萌生，可以追溯到洋务派的求富活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重商主义思想。但它的初步形成则始于戊戌维新时期，无论是维新人士和政府官员的经济思想，还是政府的经济政策，都反映了经济伦理资本主义化的趋向。具体言之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在立国基础上进一步由“以农为本”向“工商立国”转变。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和政策都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求富”思想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重商主义思想虽然蕴涵着一些工商立国的原理，但大多把开办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补充，到戊戌维新时期则初步形成了农工商兼顾，以工商业为经济发展重点目标的工商立国的思想意识和政策取向。
    在思想意识方面，工商立国已在维新人士和一些官员中形成为一种比较广泛的共识。就维新人士而言，1895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以发展工商业为主的“立国自强之策”，诸如精印钞票、设置银行、扩充商务；建筑铁路、制造机器和轮舟、奖励工艺、保护民营工业、开发矿藏；设铸银局、设邮政局等，都在应提倡发展之列（注：《戊戌变法》（资料）（二），第141-142页。）。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奏朝廷，力言振兴工商，改良农业。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明确提出，中国应跟上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要以工业立国。他说：“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质乎？”中国亦应“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奏稿》，第19-21页。）严复在其翻译的《原富》一书中，以按语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工商立国思想。他说：“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之野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之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也……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传统的“贵本而贱末”思想是错误的，应当农工商并重。接着又说：“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而兴。不及十念，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这就是说，农业虽与工商业并重，但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工商业的发展，且终将为工商业所超越。而且农业也已不是传统的小农业，而向着机器大农业转变，因为“自汽机盛行以还，则缦田汽耕之说出，……而汽耕又断不可用于小町散畦之中，盖世局又一变矣。”（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6、882、884页。）一些同情维新的报刊亦发表文章宣传以工立国思想，有的指出：“古之为治者，以农为富国之本，今之为治者，当以商为富国之资，非舍本而逐末也，古今之时势有不同也。”（注：《论商务》，《申报》1895年6月25日。）
    就官员而言，亦不乏主张以发展工商业为自强之计者。甲午战争后，顺天府尹胡燏芬就提出：“筹饷练兵”虽为求强之举，但其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如筑铁路、铸钞票、办工厂、开矿产等。（注：沈桐生辑：《光绪政要》，上海崇文堂宣统元年铅印本，第21卷，第18页。）张之洞也向朝廷提出9条自强措施，内中除了军事、外交、政治方面的6条之外，经济方面的3条是：“亟造铁路”、“速讲商务”、“讲求工政”。而且特别强调了发展工业是救国图强的根本所在：“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工业），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王海屯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0年版影印本，第1册，第685-686页。）李鸿章也指出：“盖国用出于税，税出于商，必应尽力维持，以为立国之本。”（注：《钦差商务大臣李鸿章谢恩折》，《江南商务报》第3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