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内容体系，不仅吸收了严复的思想，而且论述得更为全面。在鼓民力和开民智方面，他延伸和展开了严复的思想，继续强调以振兴“尚武精神”增强国民体质，并把“力”的内涵从体力扩展到“心力”和“胆力”；以传播西学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在新民德方面则颇有发展，力图“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专集之四，第15页。），除了继续对树立国民公德意识和国家观念，培育爱国精神详加论述之外，还提出了自尊、上进、毅力等国民道德建设的新概念。其他维新人士，虽没有如严复、梁启超那样系统而深刻的见解，但也认同严、梁的“新民”内容，这在他们的学会活动中多有体现；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如谭嗣同的《仁学》，把“力”的内涵进一步细分为18种，如“拒力”、“锐力”、“韧力”等。（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3页。）
    维新人士所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对人的现代化意义，除了表现在上述的内容体系方面之外，还表现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即用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去改善国民素质，把掌握科学的知识和精神作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对此，严复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总体原则：“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径，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4页。）即以科学知识和精神作为提高国民智、德、力的根本途径。其具体方法则是：在鼓民力方面，除了要继承中国自古以来“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的传统方法之外，还要像西方各国那样，“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页。），要用科学的方法养生、健种。在开民智方面，不仅要通过“讲西学”对国民传授西方的生产科学技术，而且要像西方的科学教育那样，“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理，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培养国民的崇尚实践、探究事理、讲究创新、反对守旧的科学精神。同时还必须废除“破坏人材”，禁锢民智的八股之学、科举之制。因此，“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30页。）在新民德方面，要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营造资本主义伦理道德观念，以代替和改造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最主要的是引入了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直译为《自由论》）理论原理，力图划清“小己（个人）国群之分界”，既以此批判中国的封建纲常伦理，又以此构建一种以尊重和实现个人“说实话求真理”的自由权利为基础的群体观念。（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页。）
    梁启超的新民说也同样以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作为其“新民”的根本所在。他曾解释“新民”的含义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改造原有的民力、民智、民德，使之为新，另一方面要补充原来没有的新成份。对于改造旧的，他提出要把中国固有国民精神中的“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使之“日新”。对于补充新的，他提出要“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并强调说：“采补所本无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长思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专集之四，第5～6页。）因此，所谓补充新的，就是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以培育国民的新素质。改造旧的，虽然主要是对中国国民精神的优秀传统的不断发扬光大，但是也离不开用科学原则加以鉴别、提炼和培育，这在其《新民说》中不乏具体论述。
    除了上述对人的现代化问题进行广泛系统的思想理论宣传之外，维新人士还开始了社会实践。如建立各种学会、开办新式学校、改革旧有学校的教育内容等，力图用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去改造和提高国民素质。这已多有论说，无需赘述。
    上述说明，维新人士对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人的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已有比较明确而系统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中国的人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并广为宣传，还开始了一定的实践。这是前所未有的，并为此后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魂铸造、五四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孙中山的“心理建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和活动所继承发展，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启动了中国的人的现代化工程。
    三、戊戌维新与现代团体的产生
    现代性社会团体是社会建构方式现代化的集中体现，戊戌维新开创了近代中国人自建现代社团的先河。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有些传统社团虽然已开始向现代性社团转变，也出现了在华外人组建的现代性社团，但是由中国人自己组建的具有比较完整现代性质的社团，则是在戊戌时期逐渐兴起的。这不仅表现为人所共知的维新派的组建各种学会活动，更重要的是在一些维新人士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名之为“群学”的，以阐释包括国家、议院、公司和团体等在内的各种人群的特性和功用为主体内容的，比较完整的现代社会学理论。这种群学理论不仅增强了维新人士组建学会的自觉性，也使维新学会具有现代社团的特性，并且对此后的中国现代性社团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80年代前后，当时由外人西学传播团体翻译出版的一些书籍，以及他们所办的《申报》、《万国公报》中已对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和社会学有零星的介绍。甲午战争之后，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严复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的社会学（群学）原理，特别在他的《原强》、《天演论》、《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等文章和译著中，阐释了不少西方社会学中的有关集群、结社、治国的理论。在《原强修订稿》中，他依据期宾塞的群学理论，首次提出了群学的研究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概念含义，并指出集群是人之天性，是人赖以生存和国家政治得以完善的基础。他说：斯宾塞“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夫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页。）在《天演论》中，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论原理，并进而指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注：严译丛刊本：《天演论》，导言十三案语。），强调了建立团体运用群体之力在人类生存竞争中的重要作用。《群学肄言》则直接译介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如群学的意义和方法、“物竞天择”、“么匿”（个体、个人）与“拓都”（全体、国家）的关系、“群”的涵义等；并在其自作序言中指出人民集群的必然性、普遍性，以及人群与团体（社会）的区别、团体与国家的区别说：“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团体）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组织）祈向（取向）者曰社会……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