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维新人士也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宣传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及其对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如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实学解”一篇中，专门讨论了西方科学所以能够认识真理（实理）的“实测”（即实验）、“实论”（即归纳）、“虚实”（即演绎）三种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77-278页；第2卷，第839页、第1卷，第191、190页。）并提出“士以智为先”；“人道以智为导”；“人惟有知，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而智的获得，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更要掌握科学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77-278页；第2卷，第839页、第1卷，第191、190页。）梁启超亦在认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8页。）后来，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中，对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更多有论述。
    在传播民主思想方面，维新人士指出民主所以是国家富强的又一命脉，不仅在于西方议会政治这一民主形式，更重要的是在于西方民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严复用“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一语，指出了“以公治天下”的民主政治原则。对于这一原则所以能够实现，严复认为关键在于人际关系的自由和平等。他认为西方政治的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自由是民主的根本，民主是自由的实现形式。综其所论，一是国家以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以充分发挥人的天赋才能为目的。他说：“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母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所以，由此产生了包括“平等”、“尚贤”、“以公治天下”、“隆民”（扩民权）、“讥评”（议政）等内容的民主政治。（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二是社会的自由平等关系是民主政治的本原所在。他说：“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这种由自由平等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君民一体，既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也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三是宗教的平等自由教义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意识前提。他说：西方各国，“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31页。）贵信果，则民间无诈，上下无欺。所以民主政治出于平等而行于自由。
    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与其国富强的关系，严复也有一些具体的论证。他指出西方所以能够屡屡战胜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公治天下。由于以公治天下，使国家成为“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他还从反面加以认证，认为中国所以受西方侵略而日趋贫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以平等自由为根本的民主制度，使人的才能不能发挥，“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谬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夫如是，则去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也，其间几何？”（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页。）且中国的人际关系，“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故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废。”如洋务诸政，“辄有淮橘为枳之叹”，不能收应有之效。（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
    其他维新人士亦在论述议会政治制度时，不同程度地论及了民权、平等和自由问题。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构想了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并强调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说：“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平，况男子之与女子乎！”（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99页。）梁启超提出，只有全权之国，才能富强，“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第一，第99页。）其所谓的全权之国，也就是实行自由平等的民主之国。
    维新派在直接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同时，还以此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实践清除障碍。严复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是“治古文字”、“为古今体”、比书法、讲考据，“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的“无用”之学；是“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去实滋远，徒多伪道”，无“裨民生”的“无实”之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因此，欲救中国之贫弱，“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还用逻辑学和生物学的原理批驳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认为这种体、用之分，不合逻辑，“不能尽物之情”，“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只是因袭“古人之说”而已，不能言之成理。如“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又对部分维新人士的“政本艺末”观，纠正其认识错误说：“其曰政本而艺末，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其他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没有严复那样强的科学性和彻底牲。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则主要是揭露封建“三纲”的危害性，指出它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所在，必须废除，代之以平等自由的民主制度。这已多有研究，无需赘述。
    维新人士的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已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活动，而是开始了比较广泛的有组织的和采用大众传播工具的社会性传播。他们或组织众多的学会进行研究宣讲；或设立各种学校，开辟相关课程，进行教育传授；或成立各种专门机构，从事有关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或创办和利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介绍和论述有关西学的文章，从而使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接受面和较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戊戌维新时期对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对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精神和民主的平等自由本质的传播，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科学与民主对于现代化来说，既是标志更是动力，这不仅在于此二者能发挥不断改革生产力和全面实现人尽其才的作用，而且在于能够促进社会由野蛮向理性、由专制向自由的转变，这可谓是摸着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的真谛，抓着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