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明会典》，在孔庙祭奠的除了孔子本人外，还有孔子的嫡传、再传弟子，以及后世的儒家学者。孔子位列正中南向，接下来东西向是孔门四圣，四圣之下是十哲，十哲之下，就是尊为“先贤”和“先儒”的历代知名儒家学者。朱子位列宋儒欧阳修、张载、程颐、胡瑷之后。①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为尊崇朱熹，作出了重要调整，把朱子在孔庙配祀诸儒中的位置，从“先儒”提到“十哲”之次，有学者称之为“十二哲”之一。
    这一事件一直是近百年来清代学术思想史乃至清史论述必提的内容，多数论著都以此事作为例证，说明清朝前期的康、雍、乾三帝是如何强化理学的独尊地位。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清代思想禁锢的进一步强化。②不过，这个问题，尽管为学界反复提及，但很少有论著给予系统的讨论，也没有讨论这项决定是如何具体执行，更没有学者就其如何强化程朱理学的主导地位和清代文化专制的问题，给出具体的分析和解释。似乎康熙的一纸谕旨，就能决定和扭转一代学风的转变。
    当然，就此问题讨论的最大障碍是史料的匮乏。仅存材料见于《清会典》、《康熙实录》和李光地《文贞公年谱》。它们的记述仍有不同，如没有其他文献佐证，很难判定谁是谁非。最近，笔者意外地在台湾方志中发现了一些康熙时代台湾府如何按照朝廷指示调整地方孔庙祭祀秩序的地方公文。它们清楚地展示了康熙五十一年间朱子升配决定的时间和实施的具体过程。本文就以上述材料为基础，对康熙五十一年清廷升配朱子十哲之次的动机和影响，它与当时李光地、康熙之关系、《南山集》文字狱案，和清朝的思想控制的相互关系提出一新的解释，最后，从18世纪帝制社会思想控制和20世纪极权主义体制下的文化管制之间的差异，就钱穆、葛兆光先生就康熙时代思想文化专制的论述得失做一初步的讨论。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关于康熙升格朱熹配祀孔庙一事，现有两种记载。一个见于李光地的年谱。《文贞公年谱》康熙五十一年秋七月条：
    秋七月，《朱子全书》成。……未几有旨：“朕阅《朱子全书》，粹然孔孟之传，宜跻位四配之次。”公(光地)奏曰：“朱子造诣，诚与四配伯仲，但时世相后千有余载，一旦位先十哲，恐朱子心有未安。”乃定列祀于十哲之末。③
    按李光地说法，康熙升配朱子的决定是康熙五十一年秋七月后，《朱子全书》编纂完成后才决定的。康熙最初准备把朱熹提升到四配之次，与“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伋、亚圣孟轲”相比肩，后因李光地的建议，改列孔庙祭祀的十哲之次。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此事发生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由康熙钦定，见于《康熙实录》：
    谕大学士等：朕自冲龄笃好读书，诸书无不览诵。每见历代文士著述，即一句一字于理义稍有未安者，辄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应作何崇礼表彰，尔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寻大学士会同礼部等衙门议覆宋儒朱子配享孔庙，本在东庑先贤之列，今应遵上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以昭表彰至意。从之。④
    此外，《大清会典事例》也收录同样的御旨，文字稍有不同：
    谕大学士等：朕自冲龄笃好读书，诸书无不览诵。每见历代文士著述，即一句一字于理义稍有未安者，辄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应作何崇礼表彰？尔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钦此。遵旨议定，朱子发明圣道，规于至正，特加优崇，升配大成殿十哲卜子商之次。⑤
    此外，2009年才公布出版的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起居注》中也有关于朱子升配案的记载。内言：
    初四日丁巳，上驻跸行宫。辰时，上御行宫，召入满、汉大学士、九卿诸臣，谓曰：
    “朕自冲龄笃好读书，诸书无不览诵。每见历代文士著述，即一句一字于理义稍有未安者，辄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应作何崇礼表彰？著内阁、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⑥
    《起居注》所收的谕旨和《会典》的基本相同，其记载却保存了康熙决策的某些具体过程。更重要的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中心人物之一的李光地很可能亲身经历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