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如果置诸当时康熙与理学及其信奉者之明争暗斗背景下考察，则彼此刀光剑影之迹，三百年后，犹依稀可辨、惊心动魄矣。光地内云“原以理气、太极、阴阳为首”云，可知李光地仍欲以理学正统原则主导全书编纂。“臣面奉天语”云云，足见康熙虽委托李光地、熊赐履编纂《朱子全书》，大局主旨仍乾纲独断，不容臣下操纵，且胸有成竹，一见光地建议不切于心，立即驳回，代之以己论。而光地虽不认同康熙之思路，但皇命难抗，无可奈何。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朱子全书》虽然没有以理气性命之论开始，然光地本人之《文集》、《语录》编辑体例又回归理学旧轨道，以理学心性义理之说冠于卷首。盖光地内心终不认同康熙的观点，故编著自己文集、语录时，重申己见；复将有关《朱子全书》编纂奏疏收入文集，示后世全书编纂之真相，自己不得已之苦心。吾人于三百年后，体会光地于委婉顺从之下，倔强不欲全然屈服之心，不禁不慨叹当时理学诸臣于政治和理念、皇权和道统之间辗转挣扎的不易。
    康熙之《性理精义》和《朱子全书》都成书于朱子升配案之后，二书一反传统理学正统所在，否定其性命心理之要义，颁行全国，昭告天下，实际上是透露和朱子升配案截然相反和对立的思想和政策取向，把康熙对于理学实用主义的态度一览无余地展示于世人眼前，无疑是给世人暗示，朱子升配案不过是有名无实的文化噱头，无须认真对待。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书一方面体现了对宋明玄妙抽象的义理讨论的轻视，另一方面，又强调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和民间思想界汹涌激荡的实学思潮完全吻合。(52)因此，如果把这两部书看作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那么，这个以经世致用为主调的意识形态与其说是限制和打压民间的理学批判思潮，倒不如说对之认同和鼓励，而且，它们进一步消弭了朱子升配决定引发的尊朱效应。
    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颜李学派在康熙五十年后在京师的继续流传。如前所述，颜李学派自康熙前期，就已经声动京师，为朝野所瞩目。如果朱子升配案旨在钳制思想并有实际功效，其正常反映应当是颜李缄默不言，朝臣不敢与之交接，更遑论提携荐举。但是，我们看当时李塨和朝野的互动，情况却截然相反。康熙五十三年，大学士王掞遣人通知李塨，准备“荐其学行于天子”。(53)如前所论，王在朱子升配案前已经进入中枢，当然知道这个事件的缘由。如果该事目标在于压制理学之外的其他学术声音，王还敢于遣人下书，把李塨的学行推荐于朝廷吗？在此后的几年中，政府高官聘请李塨修志讲学者络绎不绝。(54)而李塨一直坚持阐扬自己对理学的强烈抵制和批评。(55)可见在李塨和多数人看来，当日的学术大环境仍然相当的宽松，并不存在钱穆、葛兆光先生所强调的那种民间学界在官方程朱理学主导的意识形态下退却萎缩的格局。传统论者不去分析二书的基本内容及其与程朱理学和民间思想的异同，一见康熙升配朱子和御纂官修之著，就视为压制思想钳制文化的工具，实在是匆忙之至。
    综上所述，康熙五十一年，清廷决定把朱熹在孔庙祭祀的位置，从群贤诸儒升格到十二哲的位置。关于这一事件的时间和发生，清朝官书(如《清会典》和《康熙实录》)和康熙朝理学重臣李光地有不同的记录。根据台湾方志中保存的该事件原始档案分析，清代官书的记载虽有个别出入，但大体上是可信的，而李光地有关此事件的记述反倒不足取信。关于事件本身，钱穆、葛兆光诸先生都认为，清廷这一政策及此前后的其他相关措施(如官修《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强化了对汉人士大夫思想的控制，剥夺了他们的自主生存空间。但是，如果接受这种解释，就无法说明康熙中叶朝廷重臣对朱子华夷观念的批判，京师以反理学的经世致用观念为主导的讲经会的活跃，朱子升配案之后视理学为天敌的颜李学派在京畿地区乃至上层社会的继续发展。换言之，就无法说明在这一事件前后当时学术界非正统思想何以能活跃和发展。
    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是康熙五十一年前后康熙所面临的朝廷内外的政治斗争，满汉乃至以李光地为首汉臣力量在中枢机构的力量消长等多重因素相互推动的产物。它是李光地势力在康熙四十年代中叶迅速崛起后引发的康熙对其既畏忌又倚重的格局有关，很有可能是康熙以《南山集》案对之打击之后的一种抚慰而已。当然，该事件表面上显示了清廷对程朱理学的特别青睐。但是，康熙有其心，未必有其力，有其力而这种努力也未必就产生震慑朝野的功效，因为这一事件发生于康熙暮年体衰，复因皇储之争等多重权力斗争焦头烂额之时，这种背景下的任何文化掌控尝试，都很难为朝野重臣所认真对待。更重要的是，康熙对于理学虽然貌似恭敬，但是，由于理学并未完全符合他的政治需要，故对其理论采用公开的和功利主义的态度任意取舍。这在朱子升配案后不久颁发的《性理精义》、《朱子全书》有充分的体现。这进一步提醒人们，康熙的所谓尊朱不过是一出有名无实的礼仪宣示，他本人并不认为理学义理是无可改变的权威。而且，康熙对程朱理学的重新解释和民间的经世致用思潮十分吻合。这不仅没有如传统论者所说的以程朱一家之言摧毁思想界的多元争鸣格局，反而为之提供了来自官方的背书。
    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前所述，康熙素来强调乾纲独断，强化政治集权，那么，他在思想文化上的掌控如此漫不经心，甚至接受和鼓励与官方至少口头上崇尚的程朱理学相对立的经世之学，如何理解这个现象？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搞清20世纪极权体制下全能国家(如纳粹德国和1930年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的思想控制和18世纪传统帝制社会中国家权力文化的控制之间的巨大差异。(56)表面上，二者都有强权专横的取向，都对不同声音和思想存在先天的恐惧和反感，都想将思想文化的发展纳入自己的掌控范围，但是，二者的区别仍然是明显的，前者否定现存的一切思想文化观念的价值意义，建构一套以自己利益和权力为轴心的理论体系(如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和1930年代国民党的党国理论)把它视为历史终极真理的唯一体现，然后运用国家暴力、大众媒体，以及其他方式，消灭其他一切与之相异的声音和观点，来保证其理论对社会文化思想的全面渗透和控制。(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