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提到的李光地荐举人士(张伯行等)的操行学术看，他们都符合那个时代公认的道德学术标准，看来，康熙所谓李光地“每有私心”的“私”，显然是指不合他作为君主掌控一切、恩自上出的集权心态。李光地不顾康熙不满，坚持推荐他心目中德才兼备的大臣，不正体现他的风骨吗？不过，李光地这样做自然让康熙又喜又惧，喜的是他可以通过李光地为自己的政权延揽到更多的可用之才，畏惧的是当然李光地个人势力和影响可能乘机坐大。因此，他一方面经常斥责然李光地“每有私心、故多徇庇”，另一方面又将他推之位极人臣的要职，笼络打压之策并行。
    李光地并未因此放弃强化自己阵营的努力。古文家戴名世参加康熙四十八年的会试与殿试，最后高中榜眼，这与李光地作为会试正考官与殿试读卷官提携显然不无关系。(36)很显然，李光地不顾康熙多次警告，仍然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不久《南山集》文字狱案发，戴名世被处斩。(37)此后不久，康熙作出朱子升配的决定。那么，这三件事有无内在关联呢？传统论者多以此事为据，认为康熙是要借此消弭反清意识，强化文狱，钳制思想。这种观点是缺乏具体分析的大而化之之论。前面说过，康熙后期，对于汉人臣属怀疑忧惧之心日增，朱三太子案就牵连不少地方官员，他们包庇前明太子，即使太子本人为伪，其罪责之大，也非戴名世使用永历年号可比。至于有反清内容书籍的流布康熙也未尝不知，甚至和李光地讨论过它们可能的政治威胁。(38)因此，康熙如果想要借题发挥，来强化对民间反清意识的压制，不是没有更好的切入点。但康熙却选中了戴名世的《南山集》，其目的何在呢？就是要打击李光地。这一点，只要分析一下康熙五十一年前后清廷中枢机构权力格局就不难探知。
    首先，李光地是四十四年入阁，至康熙五十一年已经七年。康熙五十年的大学士中，除了李光地外，还有陈廷敬、张玉书、温达、萧永藻四人。(39)张玉书病逝于同年五月，陈廷敬逝于五十一年四月。温达于四十六年入阁为大学士，五十四年病逝，此时当属年迈之人，而萧永藻于四十九年十一月，才入阁为大学士，资历尚浅。论资历、经验、时间，李光地在当时枢机重臣中无人可比。康熙虽然于五十一年四月提拔李光地对手熊赐履所赏识的王掞入阁，但是，王掞资历甚浅，也不足以代替李光地。(40)更值得注意的是，萧、温二人属旗员，陈廷敬、张玉书都年迈，不久病逝，光地就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汉人大学士，在汉臣中的号召力不言而喻。因此，说李光地在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中枢机构中地位达到一人之下、权倾天下之程度，也不为过。另一方面，他在当日的皇储之争中的立场也为皇帝所不满。康熙四十八年春，康熙再次召见群臣，讨论此事，结果令他不满。会后，他召见李光地，质问他为何游移不定。据李光地年谱载：
    上传命责公曰：“去秋卿言云何，而今乃遽改口，与众同声耶？”公奏曰：“去秋上问云云，臣对云云。夫建储，大事也。义当决自圣衷。(中略)今日之事，惟宜天心独断，臣何敢遽赞一辞！”语奏，乃罢议。(41)
    李光地权重一时，且不能令康熙如意。如前所述，李光地又好奖掖提拔汉人新进，早令康熙不满。如果容许李光地势力扩大，对于已经为皇储之争搞得焦头烂额的康熙，无疑是雪上加霜，不能不未雨绸缪。因此，当赵申乔以谋逆之名，揭发戴名世《南山集》谋逆内容时，立即给康熙提供了打击李光地及其支持者的最好借口。首先，戴名世参加李光地主持的会试中，按当时常规，戴名世就是李的门生，而李则是戴的座师。其次，戴名世文中有谋反问题而未为李光地察觉，则说明他有同情之嫌疑。整戴就是治李，门生被斩，座主的声望受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康熙自亲政后一直以仁政自诩，很少诛戮大臣，此次以细微末节，惩治戴名世，株连数百人，不能不说是康熙朝政治史的一大逆转。这对李光地及其势力固然为一沉重打击，但是，此时的中枢，除李光地外，论资历、声望、康熙的了解程度，康熙本人已经没有他人可以依靠。因此，他只好旧戏重演，在《南山集》狱大惩李光地后，施以安抚。而李光地致力于朱学阐扬，对于这样一位政治上受伤而又唯朱子是崇的学者及其支持者，在孔庙祭祀中把朱子牌位从群贤提高到十哲之次，恐怕是惠而不费、恰到好处的安慰计。于是，我们看到一幅奇妙的图画。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刑部上奏，议定戴名世和其他《南山集》案内有关犯人之罪，二月，康熙下诏升配朱子于孔庙祭祀的十哲之次。两个事件虽然一文一武，一血腥一庄重，所关注的焦点其实是一个人及其支持者，那就是李光地。康熙要用文武两手让李光地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以《南山集》案彰其过，以朱子升配案慰其心，刚柔兼济，不愧统治天下五十余载雄主之作为。
    打击李光地也许是康熙决定朱子升配案的主观政治动机之一。但是，它是全国宣示，对李光地本人，固然是一种安慰，但是，对于那些不明就里的众多士大夫，是否在客观上强化朱学的独尊地位？而且，崇仰朱学不仅是李光地的目标，也为康熙本人经常公开表示支持。就是在升配案的有关谕旨中，康熙也清楚地表明他崇尊朱子的立场，这种表面上对朱学的虔敬和背后极度功利化的政治考量，在康熙那里是如何协调？本节就将讨论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