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熹升配孔庙的记载，有两个版本。一是来自李光地年谱的私家记述。⑦另一个是官方的记录。官私记载在朱子升配决定的时间和原因差异巨大。官书记载显然有官方档案为依据，而李光地的年谱虽是其后人所著，其中内容很可能是他本人所述，因为除他之外，李氏家族还没有他人在康熙时代可以和皇帝直接讨论这样的机要。既然这两个版本都来头不小，其间谁是谁非，何者可信，就成了一个相当难以解决的问题。⑧幸运的是，台湾方志中保存的有关公文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康熙决定朱子升配十哲之次后，立即下令各级地方政府修改有关孔庙祭祀典礼。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陈瑸把有关指示转发台湾府县办理，部分有关公文收入《台湾县志》，其中就包括康熙五十一年有关朱熹升配的原始文件：
    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兼理学政按察使司佥事陈瑸，为钦奉上谕事。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蒙福建学院范宪牌：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准巡抚都察院觉罗满手本：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准礼部咨：礼科抄出该本部题前事内开：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满汉大学士九卿等奉上谕：朕自冲龄，即好读书，亦好写字，一切经史，靡不遍阅成诵。(中略)尝谓朱子发明圣道，轨于至正；高不入于虚寂，卑不杂于刑名，使六经之旨大明，圣学之传有继；孔、孟以来，为功弘钜！今特谕臣等集议优崇之典，臣等谨查朱子在文庙东庑先贤之列，相应仰遵谕旨，移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圣，以昭我皇上表章先贤之至意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此。⑨
    从这封公文可以看出，朱子升配的决定作出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于六月初四到达福建。陈瑸和台湾方志的编修者都没有理由伪造政府公文，这说明官书所述是正确的，而李光地年谱中的记载是不可靠的。
    确定康熙朝朱子升配案可信的发生时间，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探讨这一事件来龙去脉以及它和当时文化控制的相互关系。孔飞力在他的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曾通过对乾隆朝的叫魂案的细致分析，就事件和专制君主政权的关系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见地。他指出，一个事件可以成为专制君主强化对官僚集团的操纵和控制的契机和手段，但是，皇权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无所不能的，相反，他要面对各级官僚或明或暗的抵制和阻挠。皇帝即使清楚这一点也无可奈何，因为他自己对事件的操纵和利用也只是要强化自己在这个权力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不是摧毁并代之以新的体系。⑩孔著的意义还在于：要研究君主体制及其控制机制，非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分析其具体的运作，不足以理解其真实的控制力量和限度。而这恰恰是现有关于康熙五十一年朱子升配案讨论最缺乏的。
    20世纪30年代，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提及康熙朝的朱子升配案及当日学术变化与政治之关系。他说：“康熙五十一年，特升朱子配享孔庙殿上，命朝臣纂《朱子全书》……又二年，承纂《性理精义》……(李)光地所谓治统与道统合一者……乃竟及其身而见之。”(11)也就是说，朱子升配案，清廷此后编纂一系列著作标志着清廷对思想文化控制整合的完成。与此同时，晚明以来的经世思潮随即消失，关键原因在于“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12)2001年，葛兆光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又就此案和康熙朝思想控制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康熙‘颁发《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升紫阳为十二哲。’……用权力凸显正统，表彰理学而排斥异端，迫使士人放弃边缘立场，形成一整套以理学话语包装起来的官方意识形态。”(13)他们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在讨论该案和清代文化思想控制上的思路却惊人的一致：都是把康熙描述为控制欲强烈而又善于操纵群臣士林的政治老手，认为在这样的专制君主统治下，无论在朝的官僚，还是在野的士绅，除了附和着皇帝权柄起舞，就别无选择。康熙既然借朱子升配案又宣示了对朱子及其学说的提倡，朝野上下除了俯首帖耳外，就没有其他选择。
    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还援引乾隆时代以使臣身份于1780年来华的朝鲜学者朴趾源的观点，作为佐证。朴在其名著《热河日记》一书中这样评论康熙升配朱子之举：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赵刚按：此处所论有误)，而号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14)
    朴氏是朱熹升配六十余年之后才来华的，身份又是在中国逗留范围时间都受限制的外国使团成员，因此，他的资料来源非常有限，但是，其对清代皇权和思想控制关系的认识却颇有代表性。他用骑手和受驾驭的马来描述清代思想文化世界的两大主角康熙和士大夫，一方是强势霸悍，操纵士林于掌中的皇帝，一方是受其愚胁，只会逢迎苟合的士大夫。这样的说法，和钱穆、葛兆光诸先生的观点非常吻合，因而受到葛兆光教授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