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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之计: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配孔庙十哲之次的政治史发覆(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 赵刚 参加讨论

至于说程朱理学在康熙朝确立了主导地位,更有可以商榷的空间。论者虽一再强调康熙朝理学独尊地位,但是,依靠的证据除了康熙一些褒奖理学之词语、朱子升配案和下文将要讨论的《朱子全书》外,并无其他过硬的证据。这些材料至多只能说明康熙有阐扬理学的意愿,但并不能说明他如何强化理学独尊地位,更不能说明理学已经在大范围内因为康熙的政策而主导当日的思想界。如前所论,既然元明时代强令朱注《四书》为科举考试必读书的政策都不能束缚士大夫离经叛道,那么,朱子升配和《朱子全书》的颁行之类更缺乏约束力的政策,如何能把士大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轨道?
    更重要的是,这种康熙时代理学独尊的说法和当时人的观感大相径庭。按照一直活跃在康熙中后期权力中心的李光地的说法,当时的理学不仅不像时下论者所言主导当时学术界,实际上,即使在官学系统,都没有受到重视。他以无比怨愤的口气写道:
    皇上问学,时把经学好道理浇灌进去,如今发出来自是不同。孝感(熊赐履)之后,便接上张敦复(英)、陈泽州(廷敬)、叶子吉(方霭),至高澹人(士奇)、徐健庵(乾学),专意破除道理、治道、经书,总是诗歌辞赋不相干的话。所以,如今修书,部部都是什么《菁华》、《诗余》、《群芳谱》之类,扰攘不了,使皇上谓:“蛮子学问,不过如此而止。”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我初给假,皇上问读书,我一气奏了,该看经书,讲道理,诗文只是晓得写意罢了。我并不知道高、徐已在那里说我一字不通。(26)
    应该说,这是了解康熙时代政治和学术,以及朝野不同学术流派势力彼此消长最有价值的观察。如前所述,李光地以枢密重臣直接参与康熙朝诸多重大决策,因此,他的有关论述就成为任何有关研究不应忽略的可靠的第一手文献。李光地所说的“道理”、“经书”、“治道”是指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他的观察揭示出两个传统论者忽略的康熙朝文化学术趋势。其一,理学名臣(如李光地)如前面讨论的那样,并非在康熙绝对权威和乾纲独断的风格面前失去自我和思想的自尊,他们也试图用理学的道统改造康熙,只是没有如愿以偿而已。其二,在康熙朝影响朝廷文化政策的学术因素中,理学及理学名臣影响远非传统论者所想象的那么大。相反,以高士奇、徐乾学为代表的文辞之臣可能占有更大影响。他们来自江南,长于文辞,淡漠理学,深得康熙的青睐。其三,康熙朝官修著作的重心并不在理学著作,而是辞章之作。如果留意一下康熙朝官方纂修的诸多典籍,理学著作的分量确如他所言,不及非理学著作。(27)其中最主要的官修理学著作《性理精义》和《朱子全书》的刊行,如前所论,都是康熙五十年之后的事情,不足以论康熙一朝官学之全貌。
    揆诸康熙时代理学文辞集团力量消长,不能不承认李光地的观察是相当准确的。康熙前期,特别是三藩平定后,理学重臣如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相继位居高位,但相对于如日中天的徐乾学和高士奇,在文化学术界影响力仍然略逊一筹。在此后二十年中,汤斌忧郁而死;熊赐履因嚼签子一案声誉大损,革职返乡已多年,直到康熙三十八年,才恢复旧职。李光地虽然因三藩乱中向清军提供消息而得到康熙注意信任,也在康熙三十三年在顺天学政任上因夺情案声名受损。(28)与此同时,徐乾学、高士奇则被委以重任,声名显赫。康熙三十年前后,文辞之臣随着因高士奇、徐乾学受劾离职,势力大减。但是,理学大臣的政治崛起仍然在十年之后才出现。(29)康熙四十四年,李光地出任大学士,直到五十七年在任上去世。(30)随着李光地的入阁大学士,理学名臣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达到高峰。李光地在入阁前后,一向以招揽贤士、奖励人才为己任,不因屡受牵连而少衰落。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曾言:
    某平生多受朋友之累。然每讽蒹葭、场苗之诗,念所谓举选民、天下归心者,慨然永叹,以为此太平之基,太上盛德也。辄复自罄,不顾其后。(31)
    他为此推荐、营救赵申乔、张伯行,在科考中选拔戴名世,荐举著名学者何焯,堪称当时汉大臣的中心人物。(32)这不能不引起康熙的畏忌。
    时下论者在论及康熙和李光地关系时,肯定者认为二人君臣相知,互相倚重。否定者则认为李光地曲意逢迎,缺乏风骨。其实,这类论者都是一概而论。仅从康熙的观察看,李光地对于康熙政见,虽有所妥协,也有所固守,绝非传统所谓无所主见,唯命是从。因而招致他一而再的贬斥。(33)康熙四十年,康熙降旨痛斥李光地用人不公。他说:
    李光地自授巡抚以来,居官甚佳,但所参属员,每多汉军。不知人才优劣,实不分汉军、汉人。若以汉军尽劣,则见有一钱不取如沈朝聘者!近见汉人维护汉人,汉军维庇汉军,皆非公道,深为不取。(34)
    康熙四十四年,就是他决定提拔李光地为大学士的时候,再次就用人不公问题痛责李光地。他说:
    李光地居官亦好,但听信杨名时虚饰道学之言,往往误事,且惑于朝琦,诸事听从。(中略)大约尔等用人皆多偏倚。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汉人内有优者,则旗员内亦有优者;汉大臣惟知徇庇汉官,岂旗员内无一优者乎?朕于旗下、汉人视同一体,善则用之,不善则惩之。尔等每有私心,故多徇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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