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朴和引用他的葛兆光教授都忽略了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朴所谓清人“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的说法，就清楚地说明，康熙文化统治不是仅仅建立于权力对文化的强力控制，而是依赖于对现有传统和格局的尊重。如果现有的文化格局的自在运作机制之强悍足以使得康熙这样的雄主都要“从众而力主之”？他又如何能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至于说尊朱子就能“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更是夸大其词，康熙再尊朱子，能达到元明以来通过科举考试强迫每一个士人都研读朱子《四书集注》的程度吗？明代朱注《四书》都不能帮助皇帝控制士大夫思想，阻止晚明以来异端思想的全国性蔓延，康熙那两种影响远不及此的理学著作怎么就能让清帝“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如果当日士大夫们如此易于为人愚胁，康熙又何须下“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的功夫？这其中逻辑不成立啊。
    造成这种理论尴尬的主要原因在于因为他是一代雄主，就相信他的政策和指示，一出手就会所向披靡。历史果然如此吗？这个问题，就不能光靠想象和推理说话，要具体分析每个个案及其历史语境，才能找到可靠答案。(15)原因很简单。康熙无论谋略如何高超，也是无法摆脱岁月侵蚀的血肉之躯，他的精力、谋略和政治控制都将随着年事的增加而衰退。康熙自己就感慨进入五十岁后，精力和身体远不如从前。(16)具体到康熙五十一年朱子升配案，他渐入暮年，身心日衰就是研究这一事件绝对不应忽略的重要因素。因为年龄因素不仅左右他本人的决策和相关的预期结果，同时，也是他的臣属作出回应时的不会不考虑的因素。试想一下，当年事日高的康熙一道道地颁发圣旨来展现自己的政治权威和意志，有没有大臣会因其年迈体衰而消极怠工或有心无力地执行呢？当然，要用实证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困难。但是，我们不妨看看康熙晚年的皇子围绕皇储的争斗。尽管康熙通过废立禁锢之类严厉手段试图阻止这场斗争的蔓延，但是，在康熙四十年之后，卷入的皇子和重臣却滚雪球般扩大。(17)试想，如果不是康熙年迈透露出来的无力感，皇子和群臣敢于如此对他的训责熟视无睹吗？既然近在眼前的群臣皇子都对皇帝的意志视如无睹，那么，天下士大夫真就会因为康熙的一道朱子升配的谕旨，就容忍他骑在他们身上“扼其咽而抚其背”，这实在未免太夸大其词了。
    而且，下令朱子升配时康熙不仅为年迈而烦恼，还要以疲惫之躯，和朝堂之内那些他心目中公开和潜在的挑战者厮杀。第一个对手是觊觎皇位的诸皇子。从康熙四十年后，随着太子废立的反复，康熙与其皇子及相关支持者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他的骨肉亲子，一下子成为他最大的威胁。关于这一点，有关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作详述。但是，这是了解朱子升配案及其政治文化意义不能忽略的背景。第二个对手是民间的反清潜流。康熙四十七年，清廷最终抓获隐遁民间的朱三太子。这一事件的核心不仅在于其本人的政治号召力，还在于他竟然能够得到地方众多官员的或明或暗的资助和支持，避开清廷多次追捕。这类反清事件和汉臣内部的剧烈斗争，(18)不能不让康熙重新审视他自诩的对汉人的宽仁政策，他屡次发出汉人不可信，汉人难治的哀叹。(19)第三个对手就是理学重臣。有关前两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众多的研究，这里不做重复性论述。关于这第三个战场，我们将在下文作进一步讨论。处于这三个战场漩涡中心的康熙，真有心思管控和统一全国几十万士子的所思所想？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战场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皇储之争不可避免地削弱其统治信心，强化他的政治不安全感。在这种背景下，他对另一股政治势力--汉人臣属的不信任和忧惧应运而生，其实是在情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康熙未尝没有强化控制的考虑。另一方面，皇储之争让他腹背受敌、后院起火。他如果再对以理学重臣为中心的汉人精英痛下杀手，必然激化矛盾，使他陷入更大的政治困境之中。这一点，恐怕是有几十年主政经验的康熙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康熙五十一年的朱子升配案，如下所论，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对以李光地为代表的理学集团打压拉拢中的重要一环。
    理学名臣，是指熊赐履、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一批康熙朝以崇尚理学为宗旨的朝臣。(20)对于这个群体，传统评价一直不高。清人全祖望曾痛斥李光地为言行不一，是道貌岸然的假道学。(21)近代以来，学术界承袭传统的观点而加以发挥，其基本观点不外乎康熙强势控制，理学名臣及其士大夫贪图名利，趋炎附势，迎合康熙钳制思想控制文化的政治意图，充当清廷在文化思想界的打手，成就他以理学为主的思想统治。(22)说理学诸臣迎合康熙思想控制，其主要的证据不外李光地一封上书中“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之论。(23)其实，这道康熙十九年所上的奏疏，所说的不过李光地作为一个儒者对康熙的期许之词，(24)并没有认为康熙已经达到君师合一的境界，其中所谓“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是暗示康熙要达到治统道统合一是有条件的，应先实践履行儒家先王之道，并未承认康熙有资格垄断儒家真理解释权。后人以此为论，实际上是对它的误读。而且，从李光地等人在康熙朝的所作所为看，他们并不认为康熙有资格独占儒家学说的解释权，更没有拱手放弃自己作为理学家对于朝廷政治学术的独立思考能力。(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