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缘路起，因商而兴：军城向商城的转变
    清代前期，经历了数十年对战争破坏的修复，中国人口有巨大的增长，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同时，经济也出现大发展，在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贸易超越明代，跨区域贸易的全国性市场初步形成，由此推动了若干商路沿线城市的发展，边境地区的若干军城也随之而因商贸的发展出现功能转变。腾冲和张家口这两座军城正是在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发生大变化的背景下而出现功能的转变，从军城转变为著名的商城。
    腾冲之所以在清代中后期发生功能转变，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中缅贸易的兴盛。腾冲具有从事中缅边贸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在中缅公路建设以前，腾冲是中缅贸易的必经之地，从腾冲到缅甸密支那陆上步行只需八九天，到缅甸八莫也仅需七八天。因此随着中缅贸易的发展，腾冲的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就开始突显。清中期，腾冲城已发展成为云南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和中缅商品进出口贸易中心和集散地。据《腾越乡土志》载：“海禁未开，凡闽粤各商，贩运珠宝、玉石、唬泊、象牙、燕窝、犀角、鹿茸、爵香、熊胆，一切缅货，皆由陆路而行，必须过腾越，其时商务称繁盛。”⑩中国从缅甸进口的商品除玉石、珠宝、象牙等奢侈品外，还有棉花等；而缅甸从中国主要进口食盐和丝绸等，故而被称为“丝棉之路”。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缅正式建立了形式上的朝贡关系，中缅边境地区在此后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和平环境促进了中缅贸易的长足发展，商品数量和种类增多，各类商品络绎于道，规模不断扩大。到鸦片战争前，腾冲完成了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今商客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道。今省会解玉坊甚多，磨旮沙之声，昼夜不歇，皆腾越至。其棉包则下贵州。此其大者”。(11)据1826年英国驻缅甸官员克劳福德的估计，当时中缅陆路贸易额高达40多万英镑。(12)在中缅商贸的带动下，腾冲确立了作为中缅交通运输枢纽和商贸交易中心的地位。同时，腾冲城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军事功能的下降，经济功能的提升，腾冲城市的军事人员不断减少，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人口则越来越多，商人群体形成，并在中缅贸易中占有重要位置。史载：“商贾之捆载前来者，辐辏于道，而此邦人民亦多工计，然陶朱之术，以故市镇乡场栉比鳞次，询西南一巨区也。”(13)其时以腾冲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体系逐步建立。据《腾越厅志》所载，明以前，腾冲所在区域仅有7个集市，而到清乾隆时期，其城乡集市已经增至20个，而腾冲城则成为区域商贸易的中心市场，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百宝街等多个市场，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市场管理体系。“轻其税而留其货，为之品定诸货之价，列贾区于官场，至开场之日，群商请货于官，依所定价与蛮为市”。(14)
    在腾冲城市发展史上，缅甸的翡翠玉石是一项重要商品，对腾冲边贸商城地位的确立有着特殊意义，腾冲也因之被称为“翡翠之城”。自明朝中后期开始，腾冲就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缅甸翡翠玉石集散地、加工基地和交易中心，“翡翠，非经腾过无由入内，所以腾为翠薮，玉工满千，制为器皿，发售滇垣各行省”。(15)翡翠玉石名贵，经营获利丰厚，吸引着全国各地商人蜂拥而至。清《腾越厅志》载：“十八省之人云集焉，(腾冲)城福地也。”(16)玉石业的繁荣推动了腾冲商业的迅速发展，使腾冲成为举世闻名的“翡翠之城”。
    如果说传统商贸是推动腾冲从军城向商城转变的初始动力的话，那么，近代以后，腾冲的对外开放，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则是推动腾冲走向繁荣的后续动力。
    19世纪中叶，中国被强行打开大门，在不平等条件体系下开始对外开放。云南在中法战争后也被强行开放。光绪二十三年(1897)，腾冲开埠通商，成为云南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因英侵占缅甸为殖民地后，以缅甸为基地向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经济扩张，逐渐建立起了以英国资本为主导的国际贸易流通体系，腾冲的市场辐射能力大幅提升，进而至抗战前期达到鼎盛，成为著名的“国际商埠”。
    光绪二十八年(1902)，腾冲海关开关时，腾冲的外贸额为66.2万海关两，宣统三年(1911)则达200.3万海关两。(17)此一时期，西方洋货大量输入，其商品种类与数量不断扩大，腾冲成为国际资本向中国西南数省进行商品倾销的主要分销地。(18)西方国际资本从腾冲出口的商品以生丝和生皮为主，此外还有部分滇西土特产品，一个以腾冲为中心的滇西国际进出口贸易流通体系建立起来。英国对腾冲国际商贸体系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英国在缅甸初步建设了缅甸公路运输系统，并对原有的天然内河航运引入轮船运输，从而为大量商品经仰光到缅北，进入中国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另一方面，英国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清政府对英国和英印货物在中缅商贸中享有减免关税的特权，根据中英《续议滇缅商务条款》和《中缅条约附款》，英国商品(包括缅、印殖民地)在腾越海关的进口税按5%的7折完纳关税，出口税则按5%的6折完纳关税，从而使国际资本在不平等条件的庇护下迅速发展，而中国的民族资本则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民国建立后，腾冲的国际商埠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获得“小上海”的称誉。这一时期，国际资本加大了中缅贸易，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也在腾冲有较大发展。此一时期腾冲经济发展呈现四个重要特点，一是进出口贸易的国际化进一步扩大，市场辐射能力增强，范围远超中缅传统贸易范围，拓展至5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的种类也较前增多，超过160种，不仅英印棉花、棉纱、棉布等数量和种类增多，而且美国、日本等国的商品也占有一定份额；出口商品达80余种，以四川的生丝和滇西的石磺等为主。(19)20世纪20年代末取消关税协定之后，腾冲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更快，国际贸易流通体系逐渐完善。二是玉石加工和贸易进入鼎盛时期。据民国《腾冲县志稿》记载，抗战前腾冲有一定规模的玉石加工作坊173家，工匠达3000人左右。腾冲商人改良了玉石加工技术，并从欧洲购进机器，直接在缅甸设立玉石厂，开采玉石矿。三是民族商业资本壮大，工商业企业数量增多，1912年，腾冲成立商会，14路马帮的“马锅头”也组成了“腾冲县骡马运输同业公会”。据1937年的统计，腾冲城内有坐商1000户以上，摊贩、行商800多户，各区乡有初级市场48个，仅城区堆栈就达9个，旅栈11个，马栈8个，各种传统的小商品制造及食品加工手工作坊则不可胜数。(20)四是腾冲出现了数量众多拥有巨资的跨国商号，经营地域与范围不断扩大，其中经营玉石开采加工和进出口贸易的有“福春恒”、“洪盛祥”、“永茂祥”、“永茂和”等10多家商品号，而知名的巨商则有张宝亭、寸如东、李寿郁、黄祯庭等；这些商号资本最少的60多万银元，最多者达1000多万银元。腾冲的富商巨贾在海内有着若干分支机构，延伸到缅甸20个大城市以及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和新加坡等地。(21)经营业务范围也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传统的玉石加工和滇缅进出口贸易，扩展为商、工、运输一体化的跨国资本集团，并投资引进世界先进技术设备，推动了腾冲现代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涉及纺织、印染、矿业、冶炼、制革、火柴，印刷、水电、化工、食品加工等70多个行业，所生产的产品近300种，确立了腾冲作为云南近代工商业发祥地之一的地位。(22)
    抗战爆发前，腾冲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达3平方公里，在城墙外形成了多条商业性街市，其城市空间布局发生较大变化，原来的以城内文星楼为单中心的格局，变成了文星楼与城外小月城及十字街为新中心的三中心城市格局，城墙之外的商业街区远比城墙内的商业街区更为繁华。(23)
    张家口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与也与国家战略的变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张家口城的兴建是因为明朝为防御蒙古人南下的军事需要，但随着清朝的建立，内外蒙古已经纳入到统一的版图中，因而张家口在清前期虽然仍作为军事据点，但其军事地位已经下降，不再严格限制内地人口来此经商和居住。其次，张家口位于华北地区进入到内蒙古的要地，是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的必经之地。汉蒙贸易是中国农牧两大经济区很早就开展的经济活动，蒙古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粮食、纺织品等重要物资需要从内地农业地区得到补充；而内地也需要从蒙古地区获得畜产品等，两大区域具有经济互补性。因而当内地与蒙古处于和平状态时，汉蒙贸易就得到很好的发展。明代隆庆年间，随着明朝与蒙古之间处于军事上的休战状态，张家口也就成为汉蒙贸易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军事功能基础上开始叠加经济功能。“张家口堡，设在绝徼，极目荒凉，诸物不产。自隆庆五年北虏款贡以来，始立市场，每年互市，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乃为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是为民市之始”。(24)清朝建立后，汉蒙贸易有了更大的发展。顺治二年，清廷在张家口大境门外设马市，以茶换马，“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25)康熙年间，清军大败噶尔丹，统一漠南漠北，安定边塞，解除长城一带战争威胁，打通了蒙古至俄国的通商大道，蒙汉互市和中俄贸易日渐繁荣。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拉开了中俄贸易序幕。“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护照)，听其贸易”。(26)这是中俄互市贸易的开始。以后，俄国多次请求扩大贸易，于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准许开放恰克图、尼布楚、祖鲁海图三处中俄边境城市为商埠；俄国官方商队每三年可来京免税贸易，人数限为200人。(27)俄国商队入京贸易的道路主要有二：一是自尼布楚至齐齐哈尔城，经东部蒙古入古北口或山海关至北京；二是自伊尔库茨克循色楞格河，经库伦，横穿戈壁，自张家口入关，直抵北京。(28)起初，俄国商队赴京贸易被指定由尼布楚商路入京，后因俄商的一再要求，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廷批准以色楞格--库伦--张家口的商道为俄国商队往返之官道。(29)从此，张家口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枢纽之一。其主要输入商品是俄国及蒙地的皮毛、呢绒、牲畜，输出商品则以茶叶、丝绸、棉布等为主。
    清初，汉蒙贸易多为皇商所垄断，获利甚巨。康熙三十年，朝廷对汉蒙贸易有限度开放，允许更多汉族商人进入草原开展贸易活动，规定旅蒙商业由理藩院统管，由此结束了皇商对张家口贸易的垄断。雍正五年，清政府指定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和西宁等地为出入蒙地经商的贸易孔道，凡赴内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商贾，需经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多伦诺尔同知衙门、归化城将军和西宁办事大臣等批准，并颁发“部票”(又称“龙票”)，汉族商人进入蒙古后在指定的盟、旗境内经商贸易。(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