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汉蒙贸易在清前中期发展十分迅速，因而张家口在清中期就完成了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人口构成的变化，二是功能变化，三是空间结构的变化。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张家口是一个以军人为主的军事城堡，在空间布局上从长城边墙大境门由北而南分为上堡、下堡，均为驻军之地。乾隆年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人口构成发生较大变化，随军家属和商人、劳动苦力等非军事人口逐渐超过军事人员，因而空间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上堡逐渐演变成为街市，又称市圈，俗称“买卖城”，是张家口最主要的商业区，也是对俄贸易的集中点。往来于张家口与恰克图、蒙古草原北部之间从事贸易的商贾大都在此设有商行和货栈。乾隆后期，下堡也逐渐发展为张家口的另一商业区，东门外纵贯南北的武城街店铺鳞次栉比，汇聚了大批的商行、钱庄、票号，成为张家口最繁华的街道。上下堡之间原有八旗驻防营地和校场，乾隆年间逐渐成为东市场，晋商盐栈和碱行多聚集此市，上下堡商业店铺相向发展，两堡渐连接成一片。大境门以北至元宝山下为口外，亦为商业区，多汇集晋商和京商开设的店铺，主要供应张家口居民日用所需的肉类、面粉、燃料等。俄国商人的住宅和茶叶堆栈也多集中在这一区域。元宝山和大境门之间的坝岗子则是牲畜贸易市场。张家口对俄国长途运输贸易主要依靠骆驼，故大境门外西沟渐成骆驼市，养骆驼者达百余家，主要分布在桥西黑达子沟、白家沟、西关街、东驼号和西驼号巷等处。康熙初年，张家口仅有十余家以收购贩运牲畜、毛皮为主的商号。雍正年间增至90余家，乾隆后期达190余家，嘉庆二十五年更达230余家。内地商民至张家口贸易者，多半为晋商，由内地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31)销售多采取赊销办法，到期不收现金，而以牧民和购货人的畜产品等物偿还，赊销利息按时间长短计算，然后折合成畜产品等物一并偿还。康乾年间，经由张家口输出蒙古和俄国的商品以棉布、生丝和丝绸为最大宗，硝磺、钢铁及各种兵器等则禁止出口。输入商品以毛皮、呢绒、牲畜等为大宗，火器、枪炮、弹药等在禁止输入物品之列。(32)雍正六年(1728)，恰克图开市，每年输往俄国的货物九成是各类丝绸、棉布，主要来自江苏、浙江、直隶、河南等省。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停止俄国官方商队入京贸易，将中俄贸易统归于恰克图一地。故赴恰克图贸易的商号，多在张家口设有铺房货栈，俄国的各种呢绒、绒布、毛皮制品均先运至张家口买卖城货栈，然后批发、转运到内地。乾隆后期，张家口的棉织品输出量大增，为俄国进口中国货总额的三分之二。(33)
    与腾冲基本相同的是，张家口在清后期的发展也是与国际资本的渗入，主导了进出口贸易有密切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以英国为主的国际资本以天津为桥梁，将其资本触足伸展到整个北方，张家口成为天津皮毛市场的重要供应地，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的皮毛多在张家口集散，然后运至天津。光绪年间，每年经张家口运至天津的羊毛约20～26万担。张家口的羊毛搬运业和仓储业由此兴起。(34)光绪三十年(1904)，张家口商会成立，其时商户最多达700余家，经商人数达3.5万余人，约占城区总人口的一半。另有外国洋行及其代理商40余家，除销售洋货外，主要收购旅蒙商人运回来的畜产品和贵重药材。(35)宣统元年(1909)，京张铁路开通，中外商人来张家口居住贸易者日益增多，外国商品也较大规模地输入张家口，尤以棉纺织品、砂糖、石油、杂货为主。张家口出现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景象，城区沿着上下堡及铁路车站附近逐渐扩展。(36)
    三、从军城到商城转型的原因简析
    腾冲与张家口分别是明清时期中国一南一北的重要军城，而这两座军城都在清代相继完成了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变迁对城市功能转变的影响。腾冲从抵御缅甸入侵，屏护西南诸省的边陲军城发展为沟通中国西南与缅甸、印度和东南亚等国的边贸商城，被时人称为“小上海”的国际商埠。张家口则是在明代因抵御蒙古军队南下的军事需要而建立的军城，但在清代却因蒙古被纳入到中国统一版图，作为军事城堡的地位不断下降，边防功能渐失，同时随着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的发展，其转口贸易的功能不断增强，因而较早完成了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由此可见，腾冲和张家口两个城市的变迁与中国的国防、外交和经济交流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非孤立的现象。清代，类似腾冲和张家口这样的军城转变为商城的例子可以说还有若干，这些城市功能的转变都有如下以些共性。
    第一，政治、军事和商业之间的互动对军城的转型起着重要的作用。
    腾冲和张家口之所以能够出现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是与清代国内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腾冲的兴建与转型就深受中缅关系和国家政治、军事等因素变化的影响。从元明到清，中缅两国政治、军事关系变化很大，长期的冲突是腾冲建城的重要原因，但当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缅正式确立朝贡关系，从而奠定了中缅双边贸易长足发展的政治基础，由此带动了腾冲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腾冲城市功能也相应发生变化，经济功能逐渐超过边境军事重镇功能，成为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滇缅边贸中心和商品集散地。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侵占缅甸，侵略势力也渗入中国西南，导致腾冲开埠通商，促进了中缅国际贸易体系的重构，腾冲从相对封闭的边塞小城发展为连接中国西南诸省与缅甸、印度、英国、美国、日本等的国际商贸城市。
    张家口的功能转变与腾冲在具体原因方面有所不同，但也有共性，即也是适应了中国对内对外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明到清，张家口从不毛之地的军城演变成汉蒙商路上的重要商贸中心城市，主要是因为清朝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内地与蒙古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经济要素的互动，从而为张家口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而近代以后，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张家口虽然没有直接开埠通商，但是却因天津等城市的开埠通商而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圈中，推动了城市的进一步变化与发展。
    由此可见，边境军城能否实现功能的转变，根本原因取决于国内外政治、军事和经济等诸因素的变化，在于这些军城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并且与军城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区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市缘路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区位对于军城的兴起，及其后是否能够完成转型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以来，并不是所有的军城都能成功转型为商城，并发展成为区域的中心城市。腾冲和张家口之所以转型成功，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区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腾冲在古代不具备发展城市的条件，其所在区域山高谷深，偏僻荒凉，人迹罕至，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坝区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54%，再加上对外对内的陆路交通极为不便，水路运输也不通畅，因而不具备农业时代传统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腾冲却因地处中缅“四战之地”，满足了明政府“抚夷固边”的军事需要，从而在这样一个农业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物产也不丰饶的边塞地区建立起军城，并通过逐步开发，促进了人口的聚集和经济的初步发展。中缅贸易兴起后，腾冲因为位于中缅边境，是中缅贸易的必经要道，因而从政府到民间都大力推进腾冲商业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以民间资本为主的国际商贸体系。近代以后，腾冲成为开埠通商城市，外国资本势力渗入，促进了腾冲近代国际贸易体系的确立，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出现数十家跨国商业集团。腾冲正是因为居于这种特殊的区位，才适应了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完成了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
    张家口所在地区也不是农业发达的区域，物产也不丰富，但作为军事城堡和交通要冲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城位于直隶省西北部，地处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之过渡带，属冀西北山间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其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阴山山脉横贯中部，将全域划分为坝上、坝下两个自然地理区域。坝上为蒙古高原南缘，地势坦荡开阔，旷茫千里，一望无涯，湖泊星罗棋布，气候凉爽，牧草茂盛；坝下山峦叠嶂，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桑乾河、洋河蜿蜒东去。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昼夜温差大，冬季寒冷，夏季凉爽，独具特色。历史上，该地素有塞北明珠之美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筑城后，有塞外山城、边关重镇、武城之称。明清时期，口外是以畜牧业为主的茫茫蒙古大草原，口内是农业、手工业相对发达的广袤富饶的中原各省，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跨区域贸易成为时代的趋势，因而张家口成为华北地区入进入蒙古地区以及远至俄国的交通要道。因此，随着汉蒙贸易与中俄贸易的发展，位于特殊交通区位的张家口适应了区域经济要素流动的需要，故而从军事要塞发展成为商品集散地的商城也就具有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