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禅让，是古代史上一件特别受到重视的大事，与历代父子兄弟相传的惯例截然相反，因而产生各种不同的说法。议论最盛的时期有两次：其一为诸子争鸣的战国时期，其二则为近现代着重于追求历史真相的时期。追求历史真相是研究古代史的根本目的，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得到正当的解决，而解决问题须有可靠的证据。禅让一事，既无当时的文字记录可供分析，也无法从考古发现中寻求踪迹，惟有依据古人的传说，结合古代历史的发展实际，以期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
    在以氏族为基础成立的国家，规模不会很大，所以形成万邦林立的状态。《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正反映着这种情况。这些小国之君被称为诸侯，其特别强大者，逐渐有了较高的地位，势力所及的范围较小者可以称伯，如“昆吾为夏伯矣，大彭、室韦为商伯矣”（注：《国语·郑语》。）。周文王也曾称西伯，见《尚书·西伯戡黎》。在较大的范围内者，则可以称王、称帝、称天子。其性质都是众小邦的共主，和后世中央集权强化的统治者相比，形同而实异。诸侯为一国之主，伯或王或帝也是一国之主，其主权以其本国的土地人民为限，对于所从属的诸侯，并不干预其内政，而为保持一定的特殊关系，即可以受到诸侯的朝觐，调解其间的争执，保证其安全。诸侯参加战争，也是自成一军，不作混合编制。春秋时列国对于霸主的关系，还略具这种形态。所以共主的地位，是从实际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地位虽高，实权并不大。所谓禅位，不过是把共主的名义让给别人，并不影响其原为本国之君。他们实有双重的身份，为一国之主是根本的，共主之位是兼任的，所以不必由一族一国长期占有，到后世为一家长期占有时，便成为朝代了。形成朝代以前，称王称帝的不止于一家，在绵长的历史时期中，特别有作为的帝王，他们的事迹，由于未有历史记录，逐渐消失了，其名号往往能流传下来。战国时人对于这个最远的历史时期，称之为“五帝”（注：参见拙作：《五帝释义》，《文史》第45辑。）。古代数字原有虚用之法，此言“五帝”，其义即为“诸帝”，因先已有“诸侯”之词，不便更以“诸帝”相称，于是称为“五帝”。荀子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注：《荀子·非相篇》。）正说明“五帝”的本义是表示最早的历史时期的。战国时人写的《五帝德》，实际上写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六人之事，可知“五帝”一词并非限定为五个帝王。后因金木水火土五德之说流行起来，于是有了五方神帝的说法，附会到历史上，五帝便被说成为前后相承的五个帝王，而且都是属于黄帝一个系统。“五帝”一词从此有分歧的释义，而坐实为五个帝王之说且有后来居上之势，其本义反被埋没起来了。
    《韩非子》称：“虞夏二千余岁。”（注：《韩非子·显学篇》。）夏代只有几百年，相比之下，虞代应在千年以上，而后世的传说中，虞只有舜一代五十年，差距太大。结合其他传说来看，虞代原有很长的历史。《国语·郑语》史伯云：“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国语·鲁语上》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说明幕是有虞氏的始祖或其族中最早而有特殊地位的人。《左传·昭公八年》史赵云：“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可见有虞氏不止于舜一世，其前原有很长的世系。自幕以下到瞽瞍，都是有一定地位的，其时代都在五帝时期，所以未有传政可言，甚至地位重要的幕，在后世也很少有人提到，瞽瞍则被说得顽固不化，都是后世传说发展变化的结果。尧的事迹，在传说中特别强调其举舜一事，至于尧的帝位从何而来，则不明确，《五帝德》谓受之于其父帝喾，《史记·五帝本纪》谓受之于其兄帝挚，都未足取信。按《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可见陶唐氏有一个很兴盛的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就是尧在位的时候，不过好景不长，后来内部自乱，以致灭亡了。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尧是在陶唐氏兴盛的时候，从他族方面取得了共主之位，后来又转让给舜。有虞氏在舜以前为共主的机会可能较多，与《五帝德》同时写成的《帝系姓》，在瞽瞍以上，有穷蝉、敬康、句芒、蟜牛等四个名号，都是仅有名号而无事迹者。这样看来，五帝时期，共主之位在各族之间互相转让，原为行之自然者，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不过为其最后的两次。这两次何以能够流传下来？因为那时似已有了“瞽史”的官职（注：参见拙作：《瞽史》，《中国史学史纲要》附录（一）。），瞽史保存了这项重要史实的梗概，到战国时候，由于诸子结合其本派的思想理论，将禅让之事说得神乎其神，似乎是高不可及的，以致成为古史上一件难以捉摸的异常之事。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从各项传说中，分析出可以信从的实际情况，以恢复古代史实的真实面目。
    世人关于禅让一事，解说纷纭而皆有所失，主要原因即在说者多就后世中央集权强化后的国家组织看待其事，同时又为其主观思想所制约。在百家争鸣的战国诸子，儒、墨、道、法都以助成其本派的理论为主而论述其事，其中影响最大者为儒家之说。儒家强调仁德，在其经典《尚书》中，有《尧典》专篇叙述其事。孟子更以“天与之，人与之”的说法，作细致的叙述。《论语》在最后有一段话：“尧曰：‘咨尔舜，无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魏晋时人作的伪《尚书·大禹谟》，特别宣扬“执中”的重要性；宋朝的理学家，便说这是三圣传授的心法，以致世人无敢对之稍作疑虑者，主观的意识完全代替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墨家以尧时生活简陋并能传贤为其节用、尚贤等主张作证，实际上因为尧时生活水平低下，从后世的生活水平来看，便以为是简朴了。道家以许由等不受尧之禅位为高，以满足其清高自赏的心理。法家持否定态度，或以年远事湮，不可详知，或直以为是相逼夺，实因其事与用法的主张难以协调。按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也称为相逼夺，是此说亦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