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门关沮乡周家台30号秦墓共发现四件历谱，整理者依次定为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简1-68）、三十六年历谱（简69-79）、三十七年历谱（简80一91）和秦二世元年历谱（木牍）。① 其中，三十四年历谱所记部分朔干支明显不符合平朔推步基本规则，张培瑜等经过推算给出校正后的结果。② 笔者也在文献范围内对此历谱进行考证，得出与张培瑜同样的结果，并指出历谱致误的原因。③ 另外两件竹简历谱，因为在第二谱第一简（即简80）背面书有“卅六年日”，且两谱前后相连、朔干支密合，遂定为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历谱。但黄一农将这两件历谱做了两项调整：第一，将原简69-79所书历谱“七月大”改为“七月小”，遂使原谱“八月壬子（朔）”改为“辛亥（朔）”；④ 第二，为使秦王政十年有闰，将原谱朔干支一律后错一个月，⑤ 并主张两件历谱应分别系于秦王政十年和十一年。⑥ 本文为方便称引，暂将简69-79所书历谱称为历谱A，简80-91所书历谱称为历谱B，唯秦始皇三十四年和秦二世元年历谱因其系年尚无争议，仍沿用原称谓。另外，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行颛顼历且在统一六国后历法有过改动，黄一农主张这一时期有过三次历改，“时机有可能是为了配合秦王政亲政（九年四月）、称帝（秦始皇二十六年）和二世即位此三大政治事件”。⑦ 黄氏关于“秦王政亲政”和“二世即位”的两次历改史无明载，值得商酌。
    秦汉初历法长期困扰学界，研究者甚众，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将秦汉初历法限定在古六历的范围内求解，主要以陈久金、陈美东、张闻玉、黄一农等为代表，主张秦和汉初的历法是以古六历中的颛顼历或殷历为基础排算，其中陈久金、陈美东认为秦王政九年至汉太初改历前行用颛顼历（设元在公元前366），但朔小余余分增加470，⑧ 张闻玉认为秦颛顼历实为殷历，入汉后把汉高祖五年（前202）子月癸亥朔（小余778）改为甲子朔（小余0），即人为将朔小余加大了162分，⑨ 黄一农主张秦王政初期使用古六历中之殷历，但加入进朔法（借半日），自十年起改用颛顼历，秦始皇二十六年改用殷历，秦二世元年又改回殷历加进朔法。⑩ 关于汉代历法，黄一农认为汉高祖称帝之前，乃沿用秦二世借470／940日的古殷历；五年二月称帝之后，则使用张苍所制定的借499／940日的古颛顼历；文帝后元年以迄元封六年，则用借470／940日的古颛顼历（可能由公孙臣等人所修订）。(11) 其实，无论殷历还是颛顼历都明显不能与历简相容，作为修正，他们主张当时采用进朔法，即将朔小余在计算时人为加大470或499分（以940为分母），这样做的目的是将茚首月调为大月。当然，张闻玉主张汉初将殷历朔小余余分人为加大162的看法与进朔法无涉。另一派以张培瑜为代表，他从20世纪70年代元光元年历谱发现后就直接利用四分术排算，而不囿于古六历。(12) 如果以近出历简中的实历朔干支验证各家所排历谱，就会发现持古六历论者其历谱均有若干与实朔不符，而张培瑜由于打破古六历的约束，随着历简出土不断调整看法，总能排得与实朔相符的历谱。事实上，在周家台秦简历谱和张家山汉简历谱公布后，也未见陈久金、陈美东、张闻玉等人有新文论及，似乎可以理解为以上诸家放弃了以前的看法。但是，黄一农在上述两批重要历简公布后，仍然坚持古六历论，而历谱A、B系于秦王政十年、十一年成了黄氏立论的逻辑前设。亦即，历谱A、B系于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还是秦王政十年、十一年乃关乎秦王政至秦二世时期行用何种历法、何时及怎样改历的大问题，故不得不论。
    本文试图通过将历谱A、B分别系于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和秦王政十年、十一年，并不断放宽黄氏立论的前提，从算理上严格证明用古六历求解秦时期历法的不可能性，并以此为基础，对秦时期的历法做初步探讨。
    一、系于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
    为避免下文推证时枝蔓太多，先说明这一时期的岁首建正。
    以前曾有学者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认为秦统一前曾以正月为岁首。(13) 其实并非如此，根据黄一农的考证，秦王政元年至秦末皆建亥，以十月为岁首。(14) 今据新出历简对黄说再做一点补充。
    我们按照这样的原则选取实历历点：（1）秦王政二十六年（含二十六年）之前；（2）十、十一、十二各月朔或普通日干支。共得到3个历点，分别是：
    秦王政元年十二月癸亥(15)
    秦王政二年十月癸酉朔(16)
    秦始皇二十六年十月甲寅朔(17)
    秦王政元年年前（正月之前）十二月朔当在戊申左右，年后（九月之后）十二月朔当在壬申左右，今癸亥后戊申15天，后壬申51天，不管使用哪种可能的历术，所得朔日应该围绕真朔，误差前后不会超过一两天。由此判定，秦王政元年十二月在年前。同样，可以判定秦王政二年十月癸酉朔和秦始皇二十六年十月甲寅朔均在当年正月之前，亦即，从秦王政元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当以十月为岁首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