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根据新出历简又考得9个实际闰年，分别是秦王政元年（前246）、四年、七年、二十三年以及秦始皇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三十四年、文帝前元五年，考证过程参见拙作《试论秦汉初历法的置闰规则》，此不赘。(67)
    在这里将上面考得的闰年列为下表。(68)
    上表显示这一时期置闰遵循3-3-3-2-3-3-2的规律，只是在文帝后元前后出现了变革，这一变革显然不是临时调整的，此后一直遵照新改的方式排闰。
    由于秦至汉初的实际闰年呈现出与一蔀之中无中（节）气之月所在年相同的排列规律，从史料中又可以同时找到后九月分别被置于无中（节）气之月所在年和上一年的例子，而这种现象又不能用固定节气置闰法给予说明，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置闰是按照3-3-3-2-3-3-2的规律，遵循19年7闰的闰周，人为置闰而无需排算，唯其从何年开始无法考知。
    至此可以排出这一时期的朔闰表（附文后）。由于笔者认定该历法的下限在汉高祖五年正月，元年至四年朔闰也一并给出。秦统一前的历法不能明了，但考虑到仅有的8个实朔干支（含秦始皇二十六年的3条实朔干支）与这一历法并不矛盾，也暂依这一历法给出参考朔闰。其依据的法则如下。
    1.以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元年）之前一年十月丁巳为朔余无的朔望月起算点，依四分术步朔；
    2.置闰法则按照3-3-3-2-3-3-2的序列人为安排，虽不知原始起点，但秦王政二年当是一个序列（一章）的起点；
    3.其阳历因素按颛顼历排定。
    秦汉初历法研究之繁难为学界公认，笔者这一浅见还需要将来出土历朔资料来检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检验只能证伪而不能证实，也就是说，即便后出的历朔资料未打破笔者认定的历法，也只能证明它可能是正确的，相反，哪怕只有一条确定的历朔资料与之不牟，即可将其严格证伪。
    附记：本文初稿写定后，《文物》2009年第3期发表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一文，文中公布了部分历日干支，其中《奏谳书》中有3条月朔干支，即：（秦王政）廿二年八月癸卯朔（简1647＋1649），（秦王政）廿五年五月丁亥朔（简1219），（秦王政）廿［五年］六月丙辰朔（简1347）。另外《日志》中有秦始皇二十七年、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的历日干支，由于三十四年（简0611、0545）和三十五年（简0092、0166）《日志》已经在各月名下注明当月大小，其格式为“某月干支大（小）”，如“正月丁卯小”，仅从文意看，这一干支当为该月朔干支无疑。
    以上共计27条朔干支与笔者所排朔闫表是相容的，而与黄一农《秦王政时期历法新考》一文所排的朔闰表有11例不容。这更进一步说明用“古六历”加进朔法求解秦汉初历法的思路是不妥当的。
    唯其二十七年《日志》中的历日是否全是朔干支值得怀疑，尽管陈松长以为二十七年历日干支与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中的朔干支相吻合，但《中国先秦史历表》成书于1987年，在张家山汉简、周家台秦简和里耶秦简公布后，张培瑜也多次重新讨论过这一时段的朔闰表，其许多结论与《中国先秦史历表》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里耶秦简J1（8）133记有“（秦始皇）廿七年八月甲戌朔”，这与二十七年《日志》记“八月癸酉”（简0575）显然不同。事实上岳麓书院所藏秦简二十七年《日志》的格式为“某月干支”，如“六月甲戌”，其后并未注记当月大小，细审简文文意，似乎不能定这一干支就是该月朔干支。我们知道，周家台秦简中的三十四年历谱（实为记事簿册）也是“某月干支”这种格式，而事实证明月名下的干支不一定都是当月朔干支，而是上一月的晦日干支。至于何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另有专文论及。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注释：
    ①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图版1-15。其中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实为记事簿册。
    ② 张培瑜、彭锦华：《周家台三○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第238页；张培瑜、张春龙：《秦代历法和颛顼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739页。
    ③ 李忠林：《周家台秦简历谱试析》，《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3期。
    ④ 黄一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新探》，《文物》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