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二教对于民间信仰与影响深远。余欣提出了“民生宗教”的概念，深入研究了敦煌的神灵谱系，并从居住和出行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各类宗教神灵对敦煌民众日常生活的精神影响。佛教方面，侯旭东研究了5世纪至6世纪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中古时期寺院与僧徒的生活也引人注目。卜正民认为，16世纪和17世纪士绅数量的增长超过了官僚机构的需求，许多人被阻挡在仕途之外。由于慈善事业可以在国家掌控的领域之外昭示精英的公共地位。明代佛教信徒和儒学士人热心地方寺院事务及其捐助活动。陈玉女讨论了明代佛教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关注“佛教根植于明代社会大众的内心形象，及信众们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接触、认识佛教，以及信众对于佛教的依赖与需求等，均是促使明代佛教从事内在改变以适应外在环境需求的重要推进力。”（前言）作者探讨了明代瑜伽教僧的专职化及其经忏活动，对于理解明代佛教的世俗化以及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佛教，具有重要意义；就明代堕胎、产亡、溺婴的社会因应，从四幅佛教堕胎产亡水陆画加以探讨；对明代妇女信佛的社会禁制与自主空间的讨论，探讨了明太祖妇女奉佛不得入寺烧香、不得与僧尼往来政策何以导致事与愿违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佛教医学与民众的关系也是作者关心的问题，特从明代佛教医学与僧尼疾病、明代妇女的疾病治疗与佛教依赖两个视角进行了研究【101】。道教方面，韩明士探讨了中国民间诸神是否为现实官僚的投影？作者以宋、元时期源于江西抚州华盖山的三仙信仰、道教天心派为例，认为中国人眼中的神祗有两种模式--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也就是“道”与“庶道”。信众固然会将神祗当作官员，但更常见的是以个人化方式向神祗祈求、许愿。神祗是官僚还是个人化的保护者，取决于信奉者、陈述者在何种语境，以及出于何种目的【102】。
    与佛道等宗教以及民间信仰关系密切的还有民间宗教。历史上的中国民间宗教，因经常受到官府禁止而处于秘密状态，往往被称为秘密宗教。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是民间宗教活跃的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民间教派纷呈，依据档案、宝卷等民间文献，加上调查，民间宗教的研究相当深入，不仅清理了民间宗教的源流、各个流派，还对八卦教、弘阳教、三一教进行深入研究，注意到了民间宗教与乡  土社会的关系【103】。民间宗教的信仰者多为下层群众，有相当部分是妇女，分布于城乡。清代的白莲教可以分为诵经派与冥思派，前者躲在城市中活动，尤其多在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繁华大城市里发现，这一类型的派别喜欢以聚会集体诵经的方式活动；后者大多是很少或者没有文化的乡民，绝大多数住在华北农村，冥思打坐是其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104】。许多朝代的政府对于民间宗教采取限制甚至禁止的政策，由此可观察到民众生活与政治的关系。
    除了民间宗教这种“教门”，还有“会党”这种民间结社，属于“秘密会社”【105】。会党具有互助的性质，也有一定的政治意识，清代以至民国最为活跃，最具代表性的组织是天地会。“会党”与“教门”也有融合、转化的情形。会党的成员以下层民众特别是游民为主，与人口增长的压力有关，活跃在城市。“会党”往往以控制地方社会，民众的生活卷入当中，也会发生反政府的活动。
    三、生活史研究带来的新视角
    生活史的研究，由于确立了历史活动的主体为民众带来了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变化。
    首先从习以为常发现历史。日常生活世界各种不断重复的活动，多为“群体无意识”，这属于心态史的范畴。年鉴学派在家庭史、爱情史、配偶史、对儿童的态度史、群体社交史以及死亡史等一系列新开拓的研究领域中，人们看不到动乱、突变，“证实了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一系列隐秘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12]（p.144）。心态史关心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阐发人们对生命、年龄、疾病、死亡等现实的态度，对于认识日常生活很有用处。心态史的研究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彼此难分，历史人类学研究各种习惯，而习惯都是心态的。历史人类学可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引入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就可以从习以为常的琐事中发现历史。就研究实践来说，如彭卫论述了汉代人精神世界的二重结构、汉代自杀现象、汉代复仇风尚、汉代体貌观念及其政治文化意义、汉代行为语言、汉代交际语言类型及其文化含义、汉代“大丈夫”语汇等【106】。再如民间传说、神鬼观念以及反映的宇宙观是认识民众心态的重要途径，如钟馗捉鬼故事即是如此：“虚耗”观念基于中国古代对宇宙本原及秩序的思考产生，“大虚”被认为是世界的本体，冥冥空虚中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人们的命运。古人在对虚空的探索中，将虚宿天象作为人问社会祸福的主宰。汉晋时代人们已将这种力量抽象成“虚耗”这～词汇。自古以来逐疫驱鬼的傩活动至唐代发生一些变化，终葵（即钟馗）治群厉的信仰在唐代兴盛，原先作为驱鬼用的棍棒被人格化，成为驱鬼者。特别是唐玄宗夜梦钟馗捉鬼并食之，经唐朝政府大力宣传，使钟馗信仰广为传播，作为钟馗对立物的群厉、小鬼，也被具象化为虚耗鬼。由于虚耗具有使人空虚、亏损、消耗的特性，从唐宋开始流行种种攘除虚耗的习俗。厉鬼于虚宿出现天空阴气流行的秋冬季活动，古代逐疫驱鬼也在此时开始，腊祭时进入高潮，唐宋以来从冬至到元宵期间举行攘除虚耗活动【107】。又如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明清以来的华北各地流传甚广，并大量载之家谱、墓志和地方志。以往多把它作为明洪武、永乐时期大移民的史实，并将洪洞视为政府大规模强制移民的中转站。新的研究则认为有关洪洞大槐树迁民的传说故事是族群认同的产物【108】。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观察中国人对于传教士言行的看法，比较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伦理世界，可以认识中国人信仰的特点【109】。
    在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有不解之缘，一些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换位思考、从习俗进入社会、重视民众观念、文献研究结合田野调查进入了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应运而生。仪式分析有助于认识城市生活，泉州城市史研究体现了这样的特色【110】。乡村生活史中习俗的解析很重要，同样离不开仪式的解析，不断有学者进行尝试【111】。
    其次，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生活史以人为中心，自然关注大众文化，注重基层社会，强调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社会生活史重视普通群众的日常活动，不仅关注到民众的经济生活，而且关心大众文化，即普通民众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提倡研究“来自下层的历史”，并不排斥政治与国家，但是研究方法是从此出发，将民众  的活动与国家、法制等联系起来。基层社会与国家具有相对性，基层社会的组织规则与社会网络是生活展示的舞台，体现风俗习惯与大众心态，以及连接国家权力，国家和政治在从下看历史中得到了新的体现。中国社会史学会于2008年11月在广东珠海举行的第12届年会，以“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为研讨会主题，意在防止将日常生活的研究与政治割裂开来。基层社会主要由普通人的生活构成，历史的形成与基层社会生态环境（包括文化）关系密切，自然而然地引入地域研究的概念。地域研究把人的活动放在特定的地域场景中，重视社区，其立意仍是探讨基层社会、关心普通群众，成为生活史必要的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