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对于生活的重视挑战传统史料认识。中国社会史家冯尔康指出：“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打开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13]（p.134）对于生活史来说，也应如是观。日常生活史研究使史家别具只眼，对待史料不同于以往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学者，反映民众日常活动的账簿、契据、文书、日记以及私人来往的书信等进入视野。如蒋竹山利用晚明的《祁彪佳日记》，通过祁彪佳与江南医生互动的个案，探讨祁氏家族的医疗活动【112】。以契约文书为例，由于存世数量较大，反映的生活面向较多，出版的史料汇编较多。以往利用契约文书偏重于土地买卖，目前侧重于日常生活。如有学者利用中古时期的契约，以老百姓H常生活中的“协商与契约”为主题，揭示官府、百姓、鬼神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相互协商、讨价还价并在这种角力中共存的社会过程，展现了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老百姓互相协商并订立契约，是为“现世契约”；老百姓与神鬼之间的协商与契约（买地券），是为“冥世契约”。官府对待老百姓所使用现世契约的态度与政策有变化，反映了所谓朝廷“政法”与民间“私契”从对立、并存到契合的演变过程；而冥世契约则不仅反映出老百姓对死后世界的看法，折射出冥府、鬼律与阳世官府、官法之间的对应关系。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婚姻问题得到了探讨【113】，特别是日用文书对于全面了解民众日常生活非常有用，王振忠利用反映清前期安徽徽州婺源村落社会生活的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等史料，具体揭示日用类书在村落日常生活中实际运用的情境，以期了解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价值信仰以及集体心态【114】。人物传记是记载人物活动的基本资料，中国正史的体裁为纪传体，保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但主要是贵族官员的，而文集中的墓志传记文数量多于正史，特别是还有大量出土墓志，保留大量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传记，反映了多方面日常生活细节，利用墓志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大有作为，利用唐宋墓志的生活史研究引人注目【115】。档案特别是诉讼法制类档案保留大量民间资料，反映了下层社会的面貌，认真解析口供是重要的研究途径【116】。诗歌、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特别是竹枝词、民间传说、写实漫画反映当时人的生活、观念等，有大量日常生活细节描写，有助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117】。笔记对于研究日常生活史也具有主要价值【118】。此外，物质文化也是生活史资料的重要来源，日常生活的器物以及图像资料，是人们的活动与观念的产物。综合使用资料，文献、实物、图像相结合，重构古代日常生活的现场【119】。
    最后，从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考察民族关系，进行不同文明比较，阐述社会变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民族作为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生活方式的共同性，民族融合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融合。从其他民族对汉族生活方式的影响来说，饮食方面，汉代流行的“胡饼”，唐代盛行的抓饭、烧饼，都是其他民族传人的，服饰方面，战国时中原各国的服饰宽袍大袖，不利作战，少数民族的中山、林胡、楼烦等都善于骑马射箭，衣服简便可体，赵国的武灵王便实行“胡服骑射”，中原汉族人民的服饰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明朝汉族男子满头留发，把它挽起来，叫做“束发”，衣服宽袍大袖。清兵入关后，要求汉族人按照满族人的习俗“剃发”、“易衣冠”，即男子把脑顶前半部分剃光，后半部分唯剃去底部之发，将留下的头发梳成辫子，衣服是窄袖圆领。清朝的这个变更汉族传统服饰的规定，引起汉族强烈的反抗。不过最后汉族还是接受了满族的发式和服饰。满族女服中的旗袍，由于符合女性体型的特征，反而受到汉族的欢迎，以至成为中国女性的代表性服  装。汉族最初的室内居住方式是席地生活，下层人民在室内铺的草席上坐卧、饮食；贵族之家除席外，还有木制的床和塌，榻是坐具，床和榻都非常低矮。魏晋时期，少数民族不断内迁，他们的风俗习惯也影响了汉族。两晋时，洛阳贵族官僚争用胡床、方凳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家具，这些家具一般比较高。隋唐时期，床、桌、凳、扶手椅、靠背椅等家具，已普及到百姓。到了宋代，室内普遍使用桌椅，完全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惯。再就是汉族对其他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言，有些少数民族受汉族文化影响，在生活方式方面有所改变。如北魏鲜卑族受汉族影响，学习农耕，改变游牧生活，逐步定居下来。孝文帝时期为了接受汉族文化，主动迁都接近汉族地区的洛阳，还下令鲜卑贵族采用汉姓，改穿汉服，学习汉话，提倡同汉族通婚。内迁的鲜卑族逐渐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战争，即使少数民族是胜利者，但大批迁到汉族居住的少数民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吸收了汉族生活的方式，也与汉族融为一体。如进入黄河流域的契丹、女真等民族，经过长期与汉族共同生活，已和汉族没有什么差别。
    中国历史分期的社会史内容，应当包括生活方式的转变。历史上几次大的历史变动时期，如春秋战国之际、唐宋之际、明代中后期，尤其是近代开埠以后，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冲突影响，上述生活方式变化与民族关系的论述已经有所涉及，在此再举出节日生活的变化的事例：立春风俗在唐代特别是宋以后发生变化，正好和中唐以及唐宋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看法一致。汉以来天人相应与顺天施政的观念，在盛唐之后逐渐减弱，唐代读时令的礼仪自天宝年间久已废弛。由于迎春礼中相关禁忌的消除（如武官参加迎春礼），唐代宫廷的立春也不再为庄严肃穆的气氛所笼罩，表现出热烈的节庆色调。唐代的迎春和鞭春礼仪已经具有群众性节庆的性质，具有公众集会的规模。宋代由于出春牛和鞭春牛不处于同一地点，春牛的运送则形成了迎春队伍游行的礼俗。立春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喜庆的节日气氛越来越浓，并且已经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官民同庆的节日礼俗活动。至明代的迎春礼俗的群众规模更大，并举行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120】。
    资本主义的出现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巨大变迁。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探讨15世纪至18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兴起，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结构开始，将之作为“物质文明”或“物质生活”。他认为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将其纳入历史的范围有何用处呢：“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决不是无关紧要的。”[14]（p.27）即从日常生活最基层人手，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布罗代尔并未局限于此，接着探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反映出年鉴学派对于总体历史的追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用力甚多，需要处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战国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经君健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121】。特别是16世纪的明代中国社会风气变化较大，突出表现在生活性消费、文人闲居生活与鉴藏关系密切，居室生活的艺术化倾向，物质文化生活上器用的瓷质化方面【122】。生活研究有助于对重大社会变迁的揭示。当代中国正在迅速现代化，经历着社会转型，该如何对待传统生活方式，引起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日常生活历史的研究自然也是必要的。
    事实上，中国地域广阔，生态类型多样化；中国民族众多，民族生活多样化；中国历史悠久，历史的断裂与连续深刻影响了各地文化。这些时空人为因素综合造成中国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对于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需要多样的方法。例如“一日史”即是研究日常生活史的方法之一。朱小田指出：“历史由诸多维度共同刻画，主体（人物）、时间、空间、行  为（事件）是几个基本维度。事实上，每一维度都体现为一种谱系，比如时段的长短便构成时间谱系。特定的时代、不同的考察者常常偏向某一历史维度谱系中的一端，而忽略另一端。茅盾以《中国的一日》留下的‘一日史’，实际意味着一种历史的时间维度极端，随之，其他历史维度发生了相应变化：人物维度由社会精英变成了平民百姓，由庞杂的个体行为构成无数的社会角色；事件维度由重大社会现象变成了日常生活，由重复的琐事敷演为碌碌的生活影像；空间维度由抽象的全盘世界变成了具象的生活共同体，通过芸芸众生的人际关系呈示出鲜活的历史情境。”[15]时间周期是日常生活的一种载体，一日、季节、年度在文化人类学中都是探讨生活方式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