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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美国思想史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j.g.a.波科克（pocock）和戈登·伍德（gordon s.wood）开拓的一个学派风靡史坛，影响日巨。评论者们曾用“共和综论”、“共和学派”、“共和修正派”等名称来概括这一思潮。[1]共和修正派基于对美国革命和建国时代的政治思想的精湛研究，提出了有关美利坚思想传统体系的独到见解。由于贝林等人主要对人们在历史上的思想活动进行研究，他们的著作被视为美国思想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2]。 本文拟透过美国思想史学的框架，评述共和修正派的源起、方法论特点及其对美国当代史学的影响。 一、传统思想史学的僵局首先必须指出两点：第一，波科克不喜欢美国史学家称思想史研究为“思想史学”（intellectual history），也不愿被称之为“思想史学家”（intellectual historian,参见他的《重温<马基雅维里时代>？》一文[3]），他称自己为“政治思想史家”（historian of political thought）。但我认为，“思想史学”从广义来讲，指对历史上人们思想世界活动的研究，与波科克所称的“政治思想史家”（historian of political thought）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因此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包括他的论著在内的共和修正史学。波科克对此表示接受。[4]第二，用“共和修正派”一词概括贝林等三人的论著，并不意味着认为他们在立论和方法上完全一致，更不等于说他们是在一种合作过程中形成了相同的见解。相反，他们是在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内，从不同角度入手而达到一种史学上的共识。他们三人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以至分歧。[5] 美国思想史学兴起于20世纪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半个世纪内，其基本特点可概括为两种史观和两种方法之间的交叉对立。就史观而论，以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和默尔·柯蒂（merle curti）为代表的进步史学在40年代前独步思想史坛。他们认为，思想“是在人类（物质利益）需要的铁砧上打出的武器”，是社会和经济利益要求的产物。[6]他们同情进步运动，为现实生活中日益高涨的改革而呼吁，他们相信美国的精髓是社会进步和民主的成长。至40年代，一批保守史家提出一套针锋相对的史观，先是塞缪尔·莫里森（samuel morison）和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在30年代末为清教主义“正名”，拉尔夫·加尔里埃尔（ralph gabriel）、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和路易·哈茨（louis hartz）则在此后的20年间完成了保守史观的构筑。[7]他们对美国制度在经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战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叹为观止，坚信存在着一种为全体美利坚人所共有的“一致精神”。对这种“一致（或和谐）”传统的崇拜，促使他们（除布尔斯廷外）把思想视做历史的主要动力，否认进步学派的物质决定论。 与这一进步主义-保守主义史观对立并存的还有两种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争执。一方面是对思想的“外部”分析法，认为思想源于人类物质生活，因此要从存在于思想本身之外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条件变化中寻找思想的含义，把握社会思潮的发展脉搏。这一方法最初为进步史家所创，但在战后被包括布尔斯廷和哈茨在内的许多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帕林顿和柯蒂强调研究“思想活动在变动中的社会潮流和环境中的功用”，不注重分析思想的实在内容。柯蒂称自己的《美国思想的成长》“不是一部美国思想史，而是美国思想的社会史，或在某种程度上，一部美国思想的经济社会史”。[8]布尔斯廷和哈茨两位保守派史学家虽然在观点上尖锐抨击进步学派，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同进步史学派一脉相承。例如，布尔斯廷认为美国精神之所以以和谐为基点，原因在于美国的特殊社会环境：美国建立其上的新大陆是一块处女地，无欧洲式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同进步史家一样，他们也不看重思想本身的“内在”内容。与之相反，由哲学史家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开创的一套“内部”分析法则强调用剖析思想体系本身的方法来把握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9]。他和米勒是这一“内部”分析法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米勒提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行为的方式，而理解思想的途径在于研究思想本身。针对柯蒂的社会分析法，他在《马萨诸塞1630年至1650年间的正统主义》一书导言中声明，他“试图全然抛开经济和社会的因素来构画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10] 自二战以来，随着美国社会步入发达的后工业化时期，社会机制和文化结构趋向复杂和多元。新一代学者感到上述史观和方法均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思想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他们朦胧地意识到，美国思想发展的特征既非一味的冲突，也不是纯粹的和谐。思想活动无法同社会条件截然分开，其作用也并非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因此，在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思想史学开始了一个大转变过程，转变的重要结果之一便是共和修正史学的崛起。 二、古典共和主义的再发现共和修正派的产生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是方法论总结完成于对具体历史问题的重新研究之后；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由波科克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巨大影响。[11]其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共和修正派的基本观点以对17世纪和18世纪英美世界（英国和英属北美殖民地）政治思想的重新解释为基础，而对这一思想体系性质的再认识则为“共和综论”的形成提供了最初契机。60年代之前为史学界普遍接受的传统观点认为：（1）英国革命期间产生的激进共和主义思想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美国革命的150年间，在英美世界没有任何影响；（2）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了美国政治思想文化；（3）只有到了19世纪初，共和主义才被托马斯·杰斐逊重新发现和倡导。对这一传统观点首先提出质疑的是英国女史学家卡罗琳·罗宾斯（caroline robbins）。1947年，她在《阿尔杰农·西德尼的<政府论>：革命的教科书》一文中提出，英国革命时代的共和思想家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的思想在革命后并未销声匿迹。此文标志着形成“共和综论”的第一步。 从1947年到60年代中期，是共和修正派史论形成的第一阶段，研究活动在两个独立领域内展开。一是罗宾斯对共和思想在18世纪英国的深入探讨；二是一批美国史学家对一组相关的美国早期史课题的再认识，包括道格拉斯·阿戴尔（douglass adair）对《联邦党人文集》和杰斐逊主义的研究，塞西莉亚·凯咏（cecelia keyon）对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争论的研究，h.特雷弗·凯尔伯恩（h.trevor calbourn）对美国革命前后的历史思想的研究以及理查德·比尔（richard buel）对美国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等。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6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幅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近代早期英美世界的思想图画：英国革命时代的激进共和主义思想未随着其首倡者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及西德尼的去世而死亡，而是被后人继承下来，并在18世纪成了反对辉格掌权派（所谓“宫廷派”）的反对派社会力量（称“国民派”，包括自称“真正辉格派”的激进辉格党人和部分托利党分子）的思想武器；对北美影响最大的是这种以共和传统为基础的反对派思想，而不是洛克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这种共和思想对北美的革命和制宪产生过直接的推动[12]。 1965年，伯纳德·贝林基于对美国革命前夕的宣传品的研究，作出两点总结，使上述论点体系化。在为其编辑的《美国革命的小册子》一书所写的导言《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中，贝林一方面总结了英国反对派思想传播到北美后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剖析了这一思想体系与美国革命的关系。他认为，北美共和主义以英国革命的激进共和主义和18世纪反对派思想（又称“国民思想”）为先驱，其中心内容是相信人性本恶和权力与自由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北美殖民地居民从1763年后的英国政策中发现了一种向北美散布“腐化”和取消“自由”的邪恶“阴谋”。对这种阴谋的恐惧促使北美人滋生出一种用反抗来保护自由的心理，发展成一种“叛逆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