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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或脱离社会现实一直是困扰美国史学家的一大难题。从理论上讲，史学研究能够更大程度地脱离现实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其结论就会更少掺杂史家个人情感和立场所造成的偏颇，具有更大程度的客观性。但在实践上，史学家的立场、观点总会受到个人政治态度和社会信仰的强烈影响。二战以来，这一联系实际（本质上是一种影射史学）的自然倾向被两派相互对立的史学家--和谐学派和新左派--推向了极端，严重损害了史学的学术性。共和修正史学家不但有意识地摆脱现实思潮的冲击，而且通过运用透过历史事件当事人的眼光观察历史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学家个人立场对历史结论的影响。他们就事论事，以勾画历史发展的真情实貌为目的，避免做出主观是非评判。这一努力增强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把美国思想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通过把一些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包括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科学史等）发展来的分析概念和分析单位，如“意识形态”、“语言”、“范式”等引入历史研究，共和修正史学不但加强了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趋势，而且开辟了用文化分析思想的新途径。但是，与在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宣扬“历史科学化”的史学家不同，共和修正史学家从未想要放弃历史学科的独立地位。相反，他们反复强调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性”，不可被任何一个其他学科所取代。波科克专门论述了研究政治思想的三种方法--历史研究法、哲学归纳法和政治科学分析法--的区别，宣称共和修正史观带来的思想史方法论转变的实质是“将政治思想严格当作历史现象来研究”。[37]结果，共和修正史学虽然借用了其他学科的概念，但没有改变历史研究的人文科学特性，没有放弃史学在人类认识学科中的独立地位。 在战后美国史学思潮中，只有社会史学和思想史学领域内的成果有能力对美国历史发展做出宏观概括，推动对历史整体的认识。但自6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社会史学”尚处在初级阶段，虽课题丰富，成果多样，但缺少主线和统一。通过思想可作为“社会事件”进行分析的新理论，共和修正观为“庞杂的社会史研究课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主题”。[38]这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相互作用已在两个史学课题的最近研究中初见成效：一是对美国革命的重新认识，二是对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雇佣工人阶级意识的再发现。[39]回顾美国史学的过去，20世纪初思想史学的第一次大发展是与社会史学的兴起同步而行的。有理由相信，共和修正史学与新社会史学的交互促进将造成美国史学的又一次大发展。 透过更宏观的史学史框架，还可发现，波科克把产生于欧洲史学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运用于美国思想史，标志着美国思想史的一次“欧洲化”革命。[40]它很自然地使人们联想起19世纪末以利奥彼德 ·凡·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德国制度学派对美国政治史学的影响以及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对美国社会史学的冲击。[41]这两次美国史学的“欧洲化”都给美国史学带来了革命化转变。虽然因时间尚短，目前无法确切判定本次“波科克式欧洲化”的幅度和范围，但业已出现的共和修正理论与新社会史学的交相呼应，足以显示出共和修正史学有助于实现美国思想史家“阐释时代精神”的宿愿。只有一个问题当有待于时间和实践的证明：这一帮助的力度究竟会有多大？ 注释： [1]罗伯特·e.沙霍普（robert e.salhope）最早于1972年使用“共和综论”的称谓，见他的《走向共和综论》一文，载《威廉-玛丽季刊》1972年第29卷：“共和学派”的称谓见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历史：美国的专业史学》（纽约1983年版）一书，第252页；“共和修正派”则由艾萨克·克拉尼克（isaac kramnick）提出，见他在《美国历史评论》1982年第87卷上发表的论文《重评共和修正派》。 [2]见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和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在约翰·海厄姆和保·康金（paul conkin）编著的《美国思想史新方向》（巴尔的摩1977年版）中的论文。 [3]载《近代史杂志》1981年第53卷，第49页；《今日历史》杂志1985年第25卷。 [4]这一见解是波科克教授在指导本文原稿过程中向作者表述的，未见于他的论著，因此，此处无法引证书面著述。 [5]例如：（1）就专业兴趣看，波科克的史学视野在时空上囊括了整个近代早期的西方（主要是西欧），远远超出了美国思想史的地理和时间范围；贝林和伍德则是美国史专家。同时，波科克的研究集中于思想活动；而贝林和伍德则不是以探讨思想史为主的思想史家，主要兴趣是社会和政治生活，只有当思想活动有助于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时才致力于剖析思想。（2）贝林和伍德没有像波科克一样有意识地强调淡化洛克影响的必要性（参见本文第三部分）。（3）贝林认为思想“引发”了美国革命，他的学生伍德却提倡不要试图解释思想是否“引发”了革命；（4）伍德认为美国宪法制订后，共和主义便失去了影响；波科克却支持另一批史家的见解，坚持认为共和主义在杰斐逊时代以致其后仍保持巨大影响。 [6]《弗农·帕林顿的观念》，载小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jr.）编《太平洋西北季刊》1953年7月号，第99页。参见罗伯特·斯科瑟姆（robert skotheim）：《美国思想史与思想史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31页。 [7]保守史观的代表作有莫里森：《清教原旨》，纽约1936年版；米勒：《新英格兰思想》，坎布里奇1939年版；加布里埃尔：《美国民主的历程》，纽约，1940年；哈茨：《美国的自由传统》，纽约，1955年；布尔斯廷：《美国人》，1958-1973年版，第3卷。 [8]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导言，纽约，1943年，第18页、6页。 [9]洛夫乔伊：《思想史之我见》，载《思想史杂志》1940年第1期。 [10]坎布里奇，1959年，第11页。 [11]在共和修正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贝林和伍德等均出生和生活在美国，并以美国史为专业。波科克则生于新西兰，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史学专业，于1966年移居美国，他对美国共和主义提出独立见解是在移居美国之前。这说明共和修正史学的形成，不是单纯的美国史学演变的结果。 [12]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前“共和综论”形成期的代表作，请参见前引沙霍普《走向共和综论》一文；《共和主义与美国早期史学》，《威廉-玛丽季刊》，1982年第39卷。 [13]坎布里奇1965年版，第38-39页、82页。 [14]坎布里奇1967年版，第5页。 [15]贝林：《美国政治的渊源》，纽约1968年版。 [16]伍德：《美利坚共和国的创立》，查佩尔山1969年版，第8页。 [17]波科克：《马基雅维里、哈林顿和18世纪英国思想意识》，载《威廉-玛丽季刊》，1965年第22卷。 [18]巴伦：《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危机》，普林斯顿1966年版；芬克：《古典共和主义者》，埃渥斯顿1945年版；罗宾斯：《18世纪共和主义者》，坎布里奇1959年版；普卢姆：《1660-1730年间英国政治稳定的出现，伦敦1967年版。》 [19]主要代表作有兰斯·班宁（lance banning）：《杰斐逊立场》，伊萨卡1978年版；德鲁·麦考伊（drew mecoy）：《捉摸不定的共和国》，查佩尔山1980年版；约翰·默瑞（john murrin）：《大转换，或宫廷对国民》，载波科克编《三次英国革命》，普林斯顿，1980年。 [20]柯蒂：《伟大的洛克先生--美利坚的先哲，1783-1861》，载《亨廷顿图书馆通讯》1939年第11期。 [21]哈茨：《美国的自由传统》，第140页。 [22]波科克：《马基雅维里时代》，第424页；又见波科克《约翰·洛克之谜和自由主义热门》，载波科克与理查德·埃斯克莱夫特（richard aschcraft）编：《约翰·洛克》，洛杉矶，1980年。 [23]布朗：《中等阶级民主与马萨诸塞革命》，纽约1955年版；j.r.波尔（j.r.pole）：《历史学家与早期美国民主问题》，载《美国历史评论》，1962年第67卷。 [24]波科克：《重温<马基雅维里时代>》，第61页。 [25]伍德：《思想与自由美国之源》，载《威廉-玛丽季刊》，1987年第44卷，第630-631页。 [26]贝林：《美国革命的主题》， 载斯蒂芬·g.库尔茨（stephen g.kurtz）和詹姆斯·h.哈特逊（james h.hutson）编：《美国革命论文集》，查佩尔山，1973年，第11页。 [27]伍德：《思想与自由美国之源》，第629页；贝林：《美国革命的主题》，第11页；波科克：《18世纪的道德与商业》，载《跨学科历史杂志》1972年第3卷，第122页。 [28]j.h.海克斯特（j.h.hexter）：《论历史学家》，坎布里奇，1979年，第267页 [29]波科克：《重温<马基雅维里时代>》，第61页、51页。海克斯特：《论历史学家》，第262页。 [30]波科克：《18世纪的道德与商业》，第122页。 [31]这些批评见埃尔弗雷德·杨（alfred young）编：《美国革命：美国激进主义史研究》，德克伯，1976年；《美国季刊》，1985年，第37卷第4期。 |